黃胄《趕驢圖》 色設紙本 立軸 44.5×68.5cm。

 

 

 

黃胄《馬》 水墨紙本 立軸 68×70cm。

 

　　黃胄先生有一對鎮尺，分別刻著“必攻”和“不守”字樣，“必攻不守”就是黃胄治學的座右銘。黃胄先生說：“學畫也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守是守不住的，一定要攻。”所以，無論是幼時家境貧困時，文革被批斗為“驢販子”時，亦或者先生患病后，怎樣的困境下黃胄都沒有放下畫筆，以藝術為生命的拳拳之心與“必攻不守”的堅定信念，因此，黃胄的藝術淋漓暢快、英姿勃發，永遠呈現出一種昂然向上的陽剛之美，終成為一代繪畫大師。

　　黃胄先生擅長人物畫與動物畫，尤以畫西北少數民族人物和驢為世人津津樂道，其所畫人物、畜牲，造型準確生動，筆墨豪放自由，具有濃烈的民族性。黃胄在藝術道路上遵循“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王國維曾說，“大家之作，言情必泌人心脾，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揉驕造作，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以此標準來讀黃胄的畫，異曲同工。他的藝術道路是用傳統中國畫反映現實生活，以創新為核心，根據創新的需要補充傳統，不僅擴寬了繪畫題材，還豐富了表現技巧。

　　黃胄的藝術，脫穎于40年代，成熟于50年代至60年代，至70年代中葉以后更趨完善。黃胄的藝術風格，早時形象鮮活，其作品較單純，與傳統較貼近，筆墨淋漓，形神兼備，筆墨意味頗高；中期，用墨用色濃烈，形象逼真，追求宏厚和氣魄；后期更加將速寫強化到畫幅中，歡快的筆墨為樹立自己的藝術特色而書寫著。

　　1983年創作的《趕驢圖》，正是黃胄成熟期的佳作。畫作以塔吉克族少女放牧為題材。少女面帶微笑，手執小竹竿，邁著矯健的步伐，身體微微向前傾，裙角略向后方飄動。兩頭小驢憨厚的負重埋頭前行，一只獵狗忠誠的低頭探路前行。左上角和右下角的樹，以對角構圖，遙相呼應，使畫面具有很強的空間感。少女的造型以速寫為基礎，線條流暢、筆力勁爽，少女的頭飾用筆果斷明確，衣服則用繁復的線條來表現，線條不同表現力的對比形成特別的韻味，顯得豐富和諧。兩頭小驢，一頭用線條勾勒出，一頭用墨塊渲染出。獵狗則以赭石和淡墨塊寫出，造型準確，線條瀟灑飄逸。少女衣飾上鮮明單純的色塊與毛驢、獵狗身上濃淡墨色對比強烈。作品筆法奔放、自然靈動，墨色醇厚、變化豐富，形象準確，生活氣息濃郁，畫面顯出勃勃生機。簡練的筆意和流暢的線條體現出黃胄先生扎實的繪畫功底，畫作亦富含先生熱愛生活，歌頌勞動的感情。在個人畫風成熟期，黃胄這種富于創造性的中國畫，一方面擺脫了束縛創造的傳統惰性，另一方面又努力發揚著不失生機的傳統精華。很好的貫徹著他個人“必攻不守”的治學理念。此畫上款人“錫良”為張錫良，曾任無錫太湖飯店總經理。此次榮寶齋(上海)拍賣春季拍賣會中，還有一幅黃胄的《馬》亦是黃胄為張錫良先生精心所作。兩幅張錫良先生上款的佳作，也彰顯出兩位的深厚交誼。

　　《馬》創作于1984年，用墨線勾出結構與輪廓，再施以濃墨、淡墨，使之骨肉豐滿；大面積刷掃的方式寫出馬的身體結構，用略帶飛白的筆掃出紛亂的鬃毛，突顯出馬奔跑中的神采飛揚，顯得活力四射。畫面氣脈貫通，富有節奏感與動人的韻律，既充分發揮了中國傳統寫意畫的簡潔與凝練，又結合西畫的塊面與光影，把馬的形體表現得十分強健而豐腴，縱橫馳騁，氣勢磅礴，觀之使人備感精神振奮，堪為黃胄創作盛期的一件佳作。

　　中國繪畫一向有師法造化的傳統，長期以來，與生活這一創作源泉產生了堵塞現象。如何通過師法造化，解決以傳統筆墨手段表現現實生活的問題，成為近代中國畫的一個難題。然而黃胄的創作以豐富的生活為依托，證明了中國畫只要來源于生活，表現生活，完全可以用傳統筆墨反映現實生活。黃胄的作品，沒有舊文人的迂腐氣，沒有憤世嫉俗的哀嘆，而是揚起高歌頌唱抒懷，在創作實踐中形成自己獨特的繪畫語言，創立了自己的造型模式。他的作品，總會流露出對生活如火一般的熱情，造型簡練準確，用筆肯定，堅挺有力，極富生活氣息，形成其個性鮮明的藝術特色。這兩幅即將亮相榮寶齋(上海)春拍的作品，極具黃胄個人風格且來源可靠傳承有序，相信會受到藏家的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