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路易·大衛的《馬拉之死》

 

 

       我生在農村，上世紀70年代末，住的老房子也有30多年歷史了。于是就把一些帶顏色的紙貼在墻上。印象最深的一張畫就是《馬拉之死》。彩色的，印刷質量很好。之所以對這張畫印象深，是因為和玩伴有過一次爭論。爭論的主題：這是張照片，還是一張畫？我堅持認為這是一張照片，他堅持說是一張畫，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因為有過這次爭吵，沒人的時候，我經常趴在這張畫上看，越看越認為我的看法對。在我有限的世界里，我難以想象誰能畫出這樣的“畫”。

 

　　當時很羨慕畫得很“像”的畫。我第一次“開眼”還沒上小學。當時畫小人，一個圈就是一個眼睛，一個三角形就是一個鼻子，一個半圓形就是一個耳朵。畫男孩就在頭上畫幾根短線，畫女孩就把“線”畫長。很概念化！畫出來的人千篇一律。姐姐看了我畫的小人，說：你仔細看看，人真長得這樣子嗎？這句話“棒喝”了我，當時情景至今記得。后來就看著去畫，畫得有點樣子了，但是距離我要畫的對象，無疑還差太遠。當時覺得，畫“像”好難呀！

 

　　后來好像是在歷史課本的彩頁上，又看到《馬拉之死》這幅畫，進行核實，結果別人告訴我是一張畫，仍然半信半疑。一直到初中畢業，我沒見過真正的油畫，所以難以想象這是張“畫”。這期間，倒是兩次接觸過油畫的近親——素描。一次是在縣城百貨大樓，遇到一個售貨員，他正在畫速寫，把走來走去的顧客畫成豬的樣子，畫得惟妙惟肖。我站在邊上看，他看我有興趣，就和我聊天，原來他是一個屢戰屢敗的藝考落榜生（文化課過不了）。他拿出他用圓珠筆臨摹的五元錢上的煉鋼工人頭像（原作應該是侯一民先生的作品），大約有10厘米見方，給我一支鉛筆，讓我臨摹。我當時不知道什么是素描，就照葫蘆畫瓢，一臨就是一個多小時。哪里黑我就畫黑，哪里白我就留白。當時很多顧客圍攏過來看，好多人夸我畫得好！所以心里美滋滋的，記憶深刻。走的時候，售貨員把他畫的煉鋼工人頭像送給了我，還送我一些速寫，說有空來找他玩。另外一次是在初三，我在鎮上上學，鎮上有個名人姓尹，聽說多次過了中央美院的專業線，就是文化課過不了。他的侄子和我同班，帶我去見他。他很熱心地見了我，鼓勵我畫畫，送我一些削得很長很尖的鉛筆，還送我一張A4大小的素描頭像，讓我回去臨摹。我回到學校，忙不迭地找了一張同樣大的白紙臨摹，因為尺幅大，結果臨摹起來很困難。加上我用的紙薄（當時不知道什么是素描紙），畫了一會兒就破了，這是一次失敗的經歷，所以也記得。兩次接觸素描，再去看偶爾接觸到的油畫圖片，影影綽綽地知道原來可以畫得這么真實。

 

　　到了高中，進了美術班，確切地知道了《馬拉之死》是張油畫。再去仔細審視這張畫，也知道了，什么是水平上的天淵之別。中間經歷高考，進入大學，學政治教育。再次接觸到《馬拉之死》已經是在自學美術史的時候。如果說以前糾結，主要在于它是不是繪畫、畫家技法能力的高低，現在已經開始把它視為“史料”，要急迫的是記住它的年代、尺寸、材質、所代表的主要風格等等“知識”。學累了，偶爾看到它，也會用審美的眼光去享受一會，但考研的急迫很快喚醒我，又去背“知識”了。

　　到了美院，接觸到更多的中外美術史書籍。看到關于這張作品的更多闡釋：形式分析的、符號學的、政治學的（支持或反對“巴黎公社”兩派的不同闡釋讓人印象深刻）、文化研究的等等，還有研究《馬拉之死》的史學史研究。研究文本的重疊越來越多，作品好像彌散在里面了。

 

　　記得朱青生先生說他第一次看到倫勃朗原作的經歷：感動得熱淚直流，在原作面前待了8個小時，但是最后對自己的這種感動保持了警戒。這里面包含著美術史研究者的理性自覺。面對《馬拉之死》，我反過來想：在各沖闡釋紛至沓來的時候，是不是也要對“自覺”保持警覺呢？

 

　　現在看《馬拉之死》這件作品，我主要圍繞著“寫實”這個概念進行。雅克·路易·大衛（1748-1825）創作這件作品之前，在馬拉被刺現場畫了速寫，并很快創作出這件作品，以作為對“反革命”勢力的討伐，對英雄進行宣傳。所以這件作品有新聞報道的性質。相對于之前的古典主義、巴洛克主義、洛可可主義畫風來講，大衛的新古典主義畫風更加樸素，但又暗合了巴黎公社對英雄主義風格的需要——本來丑陋的馬拉被它賦予了一種單純和神圣。不出所料，這件作品在當時的巴黎引起了轟動。

 

　　“寫實”和“紀實”一字之差，在當代繪畫“觀念”介入，紛紛處理圖像的現在，繪畫和現實（以及歷史）真實之間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呢？經歷過“文革”繪畫的“紅光亮”、里希特風格的“平涂”、時下筆觸式繪畫的喧囂塵上，又怎么看《馬拉之死》和“巴黎公社”的關系呢？

 

　　最初看《馬拉之死》，我認為是張照片，后來又認為是幅繪畫，再后變成了知識，再后變成了文本，現在我更希望它真的是張照片——能夠“紀實”。之所以有這樣的期盼，是因為現在的繪畫更多擱淺在了“風格”上，而這些“風格”的流行或是受某種時髦舶來品的影響，或是學院教育的慣性使然。看似批判的外表下，其實“風格”變成了“華麗的外衣”，它本身所包含的意識形態并沒有被反思。

 

　　所以我期盼《馬拉之死》是張照片，一個傻瓜機隨機拍到的照片，盡管它也穿著稍顯華麗的“外衣”。（作者 劉禮賓 東方早報）

 

 

     作者：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 Louis David,1748-1825）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杰出畫家，新古典主義的代表人物。

     [p=25, null, left]    油畫《馬拉之死》，描繪的是法國革命家馬拉被殺手刺殺在浴缸里的歷史事件，畫家用寫實的手法再現了當時馬拉剛剛被刺的慘狀：馬拉倒在浴缸里，被刺的傷口清晰可見，鮮血已染紅了浴巾和浴缸里的藥液，握著鵝毛筆的手垂落在浴缸之外，另一只手緊緊地握著兇手遞給他的字條，女刺客夏綠蒂·科爾代是利用馬拉對她的同情趁其不備下的毒手，我們還可以看到丟在地上的帶血的兇器。在浴缸的旁邊立有一個木臺，看來，這就是馬拉辦公用的案臺，“案臺”之上有墨水、羽毛筆、紙幣和馬拉剛剛寫完的一張便條：“請把這5法郎的紙幣交給一個5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丈夫為祖國獻出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