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來在一些院校作了不少講座，與一些年輕藝術家討論創作問題，亦接受一些藝術記者訪談。藝術首先是一個文化問題，如果說九十年代的文化癥結在于逃避痛苦，80后新一代在近十年面對的問題則是痛苦的抽象化。

　　我的每次講課或藝術討論基本上是在與80后甚至90后對話，愿意來聽我講座或進行訪談的人不少，但他們與20年前我做文藝青年時的最大不同，即他們提不出什么問題。每次我講完后底下通常都是一片靜默，有提問者亦多是有關市場或網絡上時髦的維權政治之類話題，鮮有個人從人文歷史本身對藝術的思考。

　　當代藝術圈悄悄興起了一場對年輕藝術家的后繼乏力的焦慮性討論，年輕一代的當代藝術技術上越來越精致，趣味上越來越漂亮。當代藝術品越來越像一件奢侈品或時尚產品，但看了后總讓人覺得少了一些什么，這缺少的部分是作品中沒有精神問題。在創作和聽課時提不出有質量的精神史視野下的當下問題，可以說成為新一代的文化特征。

　　文革后，當代藝術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自身具有一條較為清晰的主題脈絡，比如，走出“紅光亮”、傷痕美術、鄉土主義、黃土地的“尋根”、玩世主義、消費主義批判、前衛的本土化、女性主義、底層題材、公民社會的藝術等，這些隨時代變化的主題系列本身就構成一個當代藝術的精神問題史。

　　自九十年代末，70后的“青春殘酷”藝術成為一種借用當代藝術形式的沒有精神史視野的自我感覺的表達，藝術放棄了其自身的內在討論，而關注藝術與藝術制度、藝術市場的關系。藝術在自我感覺的名義下，似乎無論怎么膚淺都是對的，它的價值是在制度(藝術雙年展或美術館展覽的名聲累積)和市場(作為商品或金融衍生產品的資本化)體系的自我實現。

　　除了面對公民社會和底層問題的紀錄片等創作，當代藝術放棄了它的批判性和1979年改革以來的精神解放的問題史。這并不意味著當代藝術的環境不再有批判對象及其內在的精神問題，年輕一代的內心仍有的焦慮和成長期的痛苦，但在年輕藝術家的作品中看不到。理論上，藝術的深刻在于文化批判和表達痛苦，但年輕一代的藝術越來越漂亮和技術化。

　　深層的原因在于這一代人的痛苦開始抽象化。大部分藝術青年從十幾歲學會到美院畢業，基本上不直接接觸底層社會，即使在微博和網絡上看到底層的痛苦，亦無切膚之痛。大部分美院學子會因學院不公、兩極分化、經濟致富、就業壓力等現象產生焦慮，但這種焦慮的對象來源是結構性的，對結構性的焦慮即是一種抽象化的痛苦。

　　如何表現一種結構的、間接的、抽象化的痛苦，成為這一代人的藝術癥結。新一代人習慣將直接的本能體驗作為一種創作資源，比如他在校園、超市、教室、酒吧、地鐵、影院以及網絡等日常經驗作為一種藝術資源，他們還以這一代從小耳濡目染的商業文化的形式作為可吸收的視覺特征，比如廣告、海報、家具等商業設計，卡通藝術和插畫，MTV、電影特效和電子游戲等影像，這些商業藝術影響了年輕一代的藝術。

　　不含有精神史視野和批判性吸收的憑借自我感覺的新一代藝術，因此在畫面或者藝術視覺上表現出一種內在空洞的漂亮，因為底層的勞作之苦、貧窮的環境和自身結構性不公，都不在年輕一代直接的對象化體驗中，年輕一代從直接對象獲得的都是漂亮的資本主義環境設計和小資經驗。對結構的認識并不缺乏上世紀后半期產生的各種批判理論，比如新馬克思主義、消費社會批判、后殖民主義、媒介理論、帝國理論，以及大衛·哈維的資本空間理論和德勒茲的感官邏輯理論。但這些理論并未進入美術學院的選修課。

　　由于社會維權和微博民主的廣泛影響，年輕一代不乏關注藝術的社會干預和藝術政治的議題。但新的時代下不可能再回返上世紀的左翼藝術或宣傳木刻，亦不可能重復九十年代初給毛澤東像打格子的波普藝術，或者玩世不恭的光頭青年。

　　這個時代的藝術需要一種語言政治，而不是一種抗議性的政治藝術。后者試圖表達一種日常經驗中的直接痛苦，但這種痛苦逐漸退出了年輕一代的感官觸角所能觸及的范圍。他們需要在哲學化的結構上揭示一種更抽象化的痛苦，通過語言本身揭示的深層危機來實現一種精神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