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任命葉恭綽手令

　　文物名稱：孫中山任命葉恭綽手令

　　保存地：廣州大元帥府博物館

　　文物背景：

　　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當即電令正在日本避禍的葉恭綽回國赴粵往助，委以財政部長之要職，不久兼署建設部長、兼任稅務督辦。此文物為孫中山任命葉的手令。葉恭綽（1881—1968）字玉甫，又作裕甫、玉父、譽虎、玉虎，號遐庵，又號遐翁，晚年別署矩園。祖籍余姚，清光緒七年十月初三日，葉恭綽出生于北京米市胡同。葉恭綽是中國近代政治史上一位極有影響的人物，在文學藝術領域更是一位著名人士。

　　葉氏世居余姚，自其五世祖游幕嶺南，遂移家廣東，成為所謂的“客家人”，并以書香文藝世其家。葉恭綽的曾祖父葉英華，字蓮裳，工詩詞，擅花卉、人物，有《斜月杏花書屋詩抄》、《花影吹笙詞錄》等。祖父葉衍蘭，字南雪，號蘭臺，咸豐六年進士，官軍機章京，是近代著名學者、著名藏書家，晚年主講廣州越華書院，冒廣生、潘飛聲等皆嘗從他受業。有《秋夢庵詞》、《海云閣詩抄》等。父親葉佩瑲，字云坡，號仲鸞，以舉人積勞保至候選知府，司榷江西，精詩文、書法、歷算諸學，尤注意為子慎選師友，期以賡繼家聲。

　　葉恭綽秉承家學淵源，熏習有自，少年時即向名師授業。當列強入侵，國難頻仍，少年葉恭綽便關心時務，“醉心”新學，志在“經世”，養成“未嘗一日廢書不讀，兼好采訪詢問”，探討問題的習慣，在中外史地方面，用功尤勤。至于詩詞、文章，則屬家傳，更是不在話下。

　　葉恭綽十八歲應童子試，作《鐵路賦》，為張百熙所賞識，以第一名錄取為府學生。四年后，入京師大學堂仕學館。光緒三十年（1904），葉恭綽參加清王朝最后一次會試，與沈鈞儒、譚延闿一同考中進士。光緒三十三年（1906），清廷創設郵傳部，調充文案處文案，從此之后，葉恭綽便與中國新興的交通建設事業結下了數十年的因緣。截至清亡，葉恭綽已經歷升為該部鐵路總局局長。民國建立，改設交通部，葉恭綽任路政司司長，繼任交通部次長、署交通總長、交通總長。從而成為北洋政府時代“交通系”之主要骨干。葉恭綽在北洋政壇浮沉期間，頗有一些事情值得稱述。

　　早在民國初年，葉恭綽為籌劃設立全國鐵路總公司，深切感到交通事業亟需蓄艾儲才，遂于民國六年創設各路扶輪學校，兩年后更創立交通大學三校，民國九年設立各路職工學校，廣延專門人才。同時，陸續選派優秀學生赴國外留學，從此奠定了近代中國交通教育的基礎。

　　至于收回鐵路路權，葉恭綽更是功不可沒。清末民初，全國各大鐵路干線多由外資所建成，當時收贖各路及借款締約，葉恭綽幾乎無役不從，侃侃折沖，焦唇殫慮。而歷年鐵路外交中的失策，葉恭綽補苴罅漏，為國家挽回了不少利權。尤其是民國九年乘機收回中東鐵路主權一役，決勝運籌，充分展現了葉氏機警果決的辦事能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當即電令正在日本避禍的葉恭綽回國赴粵往助，委以財政部長之要職，不久兼署建設部長、兼任稅務督辦。雖然時間只有一年馀，葉恭綽就奉孫中山之命北返，以聯絡張作霖、段祺瑞，而消失于南方政壇，但因其曾任北洋政府要員，此舉便足令不明真相的時人咋舌。其實，孫中山在民國初年任全國鐵路督辦時，已對葉恭綽的“交通救國論”及其工作能力深所賞識，知道他與北洋政客并非一路，方才有此一舉，并不僅僅是因為兩人乃廣東同鄉之故。

　　1926年底，張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國軍總司令”。葉恭綽為避張作霖之辟，遂棄職返回上海，專注于與翰墨之士的交往，與吳湖帆成為莫逆之交，幫助吳湖帆擺脫經濟困境，支持吳門弟子精選吳湖帆畫作，并為之題簽作序，印行出版。

　　葉恭綽性格正直豪爽，胸懷寬厚博大。他原為前清重臣，又出任北洋政府之交通總長，后來竟追隨孫中山，主政重要部門，這在民國政治史上可算是不多見的奇事，這主要在于他服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當孫中山去世以后，葉恭綽即在中山陵旁修建了一座“仰止亭”，以表達他對孫中山“高山仰止”的敬仰之情。

　　此后，葉恭綽曾于1931年底一度出任南京國民政府鐵道部長，時僅月馀即離任去職，并從此退出政界，定居上海，專心致力于文化活動。他盡力收藏法書名畫，聞名于國內外。其實，葉恭綽本來就對文化具有濃厚的興趣與淵深的造詣，從政期間，除對交通系統的文化建設多所致力外，對于非其職掌的社會文化活動，也一向熱情參與。二十年代后期起，用力尤多；進入三十年代，更全力以赴，因而成為相當活躍的壇坫領袖。姜緯堂在《遐庵小品》一書的“選編后記”中綜述其文化業績，概括為以下五方面：

　　一、專門人才的培養與民族文化的宣傳：如迄以創辦者與首任校長身份關注交通大學北京、唐山、上海三校的發展；創立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館；發起中國建筑展覽會、上海文獻展覽會于上海；主辦廣東文物展覽會于香港；倡導研究西南文化等等。

　　二、搜求、調查、編集與流布文化典籍：如推動影印《四庫全書》；出資影印歐游所獲《永樂大典戲文三種》；編印《五代十國文》；資助金陵刻經處刻經；倡導敦煌經籍輯存會；發起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經》、《宋藏遺珍》、《吳都法乘》；主持編印《廣東叢書》第一、二、三集，錄副《廣東文征》；倡議編印蘇、松、太著述；將其祖葉衍蘭編集之《清代學者像傳》付印，并經征訪，續遍為二集；似此之類，難于盡舉。

　　三、調查、維護與重修重要文物古跡：如發現大同云岡石刻，并呼吁保護；發起重修北京元代萬松老人塔；發起搶救與重裝蘇州甪直保圣寺唐代雕像，辟為陳列館；主持重修南京攝山隋代舍利石塔等，皆為極具意義與影響之壯舉。至于隨在關心文物古跡，則幾成為葉氏之習慣。

　　四、詩詞的研究、編集與刊印：葉氏不僅以詩詞創作鳴世，足為一代作手，且于清代詞學研究有素。而對于其名之曰“歌”的能和樂的新的詩詞發展形式，葉氏更滿懷熱情地加以提倡和實踐，顯示出他的別具只眼，見解獨到。由他與龍榆生合辦的《詞學季刊》，是民國年間有影響的學術刊物；由他主編的《廣篋中詞》、《全清詞鈔》，特別是后者，至今仍不失為總結清代詞學的重要成果；經他斥資付印的“師友遺集”，搶救了一批作家的心血結晶；經他校印的《匯合宋本兩部重印淮海長短句》，提供了秦觀詞的善本。凡此，皆久為學林所推重。

　　五、金石、書畫、骨董的收藏與研究：葉氏之富收藏，在民國間號為大家，這與他素所主張的“玩物而不喪志”、“收藏之目的在于研究”，同為時人所艷稱。因其興趣廣泛，所以收藏品類頗廣，一生藏書畫、珍版、宣爐、古尺、名墨、印章、硯臺、箋紙、古泉、竹刻，皆聲著一時。除書畫碑帖，直接滋益其創作，使之成為二十世紀之書畫名家外，其他收藏對其考古論史，亦助益良多，使其以鑒藏巨眼，為世所重。其對于經眼及所藏諸品的題識，更是他研究、探究的可貴成果。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九一八事變”后，葉恭綽的抗日救國立場亦相當明確。待上海淪陷，他轉移香港，繼續從事鼓吹民族立場的宣傳。香港淪陷后，被日寇押送返滬監管，雖收藏幾乎散盡，生活一度甚為拮據，他依然堅守民族氣節，拒不接收敵偽饋贈，寧死不屈，閉門謝客以明志，以迄抗戰勝利。于此期間，葉恭綽借機校刊了一部明季遺民屈大均所撰的，三百年來無人敢刊印的反清義士以文字鼓吹革命的著作《皇明四朝成仁錄》。他廣收各種抄本拾遺補闕，并間參他書訂其脫誤。葉恭綽自己曾說：“余幽困中形神交瘁，遂亦致病，但工作迨未中斷，以各稿本陸續訪求不易，不忍擱置也。家人屢勸余輟業，余迄不聽，每醫生注射藥液后輒復執筆，自是遂患頭眩心悸，至三十四年（1945年）二月體益不支，始行中止。”由此可見葉氏校訂此書之艱辛。經過前后五年的努力，較完整的《皇明四朝成仁錄》十二卷，1948年終于作為《廣東叢書》第二集的一種，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出版。葉恭綽為該書作序，并撰寫“校訂例言”。

　　共和國成立后，七十高齡的葉恭綽應邀由香港返京，歷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常委、中國文聯委員、中國佛教協會理事、中央文史館副館長、北京中國畫院院長，以及全國政協常委等職，無一不與文化相關。從他這一時期的書畫作品，不難發現這位愛國老人的滿懷熱情。他的對于翻譯工作、建設新型琉璃廠、搜集古泉幣集中陳列、輯錄新近出土墓志等一系列建議，皆有可取，其中不少建議現在已經付諸實施。而他發起拓印《四家藏墨圖錄》，主持編印《北京嶺南文物志》，推動保護與崇飾北京袁督師祠墓、通州李卓吾墓等古跡，尤為后人所稱許。由于這一時期忙于政務工作，社會活動極為繁忙，有些報刊約文，無暇寫作，他就委托書畫同好黃苗子代筆，比如為《人民日報》所寫論白石老人藝術的長文，就是黃苗子為他代寫的。他曾專攻《五代史》，成就非凡，著《五代十國文》。他對清詞有極深的研究，致力于清詞的鉤沉輯佚，于1952年選取編成《全清詞鈔》四十卷，收入清代詞人三千一百九十六人，詞八千二百六十首，是一部收錄清詞最多的本子。

　　1956年，經周恩來提議，在北京、上海兩地成立“中國畫院”，并確定葉恭綽任北京“中國畫院”院長。葉恭綽又推薦吳湖帆任上海“中國畫院”院長。接著而來的反右派運動中，葉恭綽被劃為右派。到1960年成立上海“中國畫院”時，吳湖帆因家庭政治問題，院長改由豐子愷擔任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葉恭綽被扣上“封建余孽”、“袁世凱和蔣介石的干將”的帽子，處境困難。孫夫人宋慶齡知道后，立刻派秘書到北京東四燈草胡同三十號給葉恭綽送去二百元錢，作為對這位孫中山老部屬的撫慰。葉恭綽深受感動，老淚縱橫地說：孫夫人的心意我領了，但錢我不能收，因為孫夫人是靠工資收入的。但葉恭綽卻對宋慶齡的秘書提出了一個要求：“孫中山先生是一個腳踏實地的革命者，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是一個意志堅強、不屈不撓的人。自己追隨孫先生多年，希望死后能埋在仰止亭，在九泉之下也能見到孫先生，請秘書將這個意見轉告孫夫人。”后來宋慶齡給葉恭綽回信，同意他的請求。到晚年，他將自己辛勤搜集的金石書畫古籍悉數捐贈給京、滬、蘇、穗等地的博物館。還曾竭力收集流散在海外的古文物，化費了不少心血和資金。到六十年代初，因思念家鄉，他曾致函姜枝先，要求為他尋找余姚的祖墳。

　　1968年8月6日，葉恭綽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八歲。他的骨灰運到南京中山陵“仰止亭”埋葬，實現了他生前的夙愿。

　　葉恭綽出身于金石書畫世家，對于詩文、書畫、考古無不精通。其書法根柢北碑，參合南帖，融合眾家，而于運筆與結體獨具心得，雄森蒼渾，自創一格。他曾說：學書必須脫出羈絆，不為近三百年八股性之文字學所籠罩，方可以言書法。他主張以出土竹木簡及漢魏六朝刻石、寫經為宗，務使大字為小字之精煉，小字如大字之磅礴。他曾說：“書法以韻趣氣勢為主，必須脫出羈絆，不為近三百年八股性之字學所籠罩。”其畫雖竹、石、松、蘭皆有所涉略，主要以畫竹為最具特色，秀勁雋上，直寫胸臆，所附題識尤耐賞味。較之書畫，則葉恭綽的詩文相對還沒有獲的應有的重視。所著有《遐庵匯稿》、《交通救國論》、《歷代藏經考略》、《矩園馀墨》、《遐庵談藝錄》、《遐庵小品》等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