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戰陜北（中國畫） 石魯

家家都在花叢中（中國畫） 石魯

剪羊毛——藏族人民生活小景（中國畫） 石魯

趕車人（中國畫） 石魯

“人罵我野我更野，搜盡平凡創奇跡。人責我怪我更怪，不屑為奴偏自裁。人謂我亂不為亂，無法之法法更嚴。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驚心動魂魄。野怪亂黑何足論，你有嘴舌我有心。生活為我出新意，我為生活傳精神”。這是畫家石魯寫于1963年的詩句，那時的他已過不惑之年，在中國畫壇頗富聲望，但其“鋒利”程度卻絲毫不減。石魯的“不惑”是對自己所處時代的明辨，也是對其藝術道路的不疑。

作為中國美術史論界公認的20世紀中國畫壇開宗立派的巨匠，石魯用自己的名字致敬“石濤”和“魯迅”,表達其崇高的藝術思想和精神信仰，更用一生的創作探索，踐行和堅守著自己的藝術追求和理念。他在諸多藝術領域皆有建樹，其山水、人物、花鳥、書法、篆刻、詩詞、文學、藝術理論獨創一格，作品個性鮮明，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前瞻性。今年是石魯誕辰100周年，正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藝道長青——石魯百年藝術展”以400余件作品，呈現了石魯在藝術創作各個階段的思想與主題、創作樣式與技法，以求清晰地反映其藝術在時代背景下的變化及獨特風格。

石魯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培養出來的革命文藝家代表之一。1940年起的十年間，他創作過許多反映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木刻版畫及其他多種形式的藝術作品。新中國成立后，活躍于陜西美術戰線的石魯始終懷念年輕時參加革命和戰爭的經歷，陜北的黃土高原和延安主題的繪畫創作對他有著永恒的吸引力。石魯認為，革命歷史題材的創作不是簡單地再現場景，需要藝術家認真思考造型藝術的規律，力求在構思立意上新穎、豐富、含蓄，并對特殊形象和歷史事件有具體感悟，賦予作品革命史詩般的價值。作品《轉戰陜北》是石魯1959年為慶祝新中國成立10周年而創作的。作為他在藝術成熟期的代表作，該作品在反映革命歷史題材的眾多作品中脫穎而出，其特別之處在于石魯沒有按常規的手法去表現領袖人物，而是把領袖置身于雄渾壯闊的高山之巔。畫家用壯美的黃土高原來襯托領袖和共產黨人寬大的胸襟與豪邁的氣派，可謂匠心獨運，耐人尋味。

除了革命歷史題材的創作，面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大潮，30歲的石魯胸中同樣涌動著激情和強烈的創作沖動。秉承“從生活入手”的宗旨，他深入祖國各地，與建設者同吃同住，為勞動人民畫像，用畫筆展現和歌頌時代新氣象。1955年至1956年的印度、埃及寫生之旅使石魯認識到：只有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獨特的傳統繪畫藝術，才能在世界藝術之林中立足。此時的石魯開始反思早期水墨畫技法中的西洋畫傾向和美學上的情節化傾向，苦讀中國古典美學著作，臨摹歷代名家書法、繪畫，從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并豐富自己的藝術創作。《剪羊毛——藏族人民生活小景》《山區修梯田》等成為他這一時期的重要作品。

誕生于北方的“長安畫派”以西北自然風景和風物人情為主要載體，將革命浪漫主義的價值理想和陽剛雄偉的美學思想相結合，在展現社會主義革命、建設與時代風格、中國畫的創新與民族繪畫語言探索、西北繪畫題材的發掘與開拓等方面，都走到了時代的前列。其中，作為長安畫派理論旗手和集群風格設計者的石魯功不可沒。他提出的“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更成為當時陜西美協創作的指導思想。“我們愛西北，愛西北風物的雄偉，西北人民的雄偉，革命的雄偉，社會主義建設的雄偉，剛健、雄偉、純樸就成為我們藝術情趣的主要特色。”石魯曾在文章中寫道。

1970年后，經歷過肉體和精神折磨的石魯重新拿起畫筆。他在藝術風格和筆墨表現上變得更加精到，境界體悟也更加深遠。勁健、險峻、跳躍，如金石崩裂般的筆法，是其后期藝術的精髓。石魯借助傳統文人畫中詩、書、畫、印相結合的藝術語言來體現其主體意識的覺醒，以及在特殊年代敢于捍衛真知真理的信念和堅持藝術理念的決心。作品《玄武圖》創作于1970年，畫面中的蛇與龜古樸而不失靈動，構圖簡潔卻包含巧思，正如石魯創作此畫時的體悟：“蛇動、龜靜，執一不動中的動，為天下式。大巧若拙即此。”

縱觀石魯的一生，他活得剛毅倔強，活得有聲有色，更活得光彩奪目。其大量優秀作品用中國符號深刻闡釋了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成為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依然心系未完成的創作，感嘆時光匆匆。人生或許轉瞬即逝，但其老而彌堅的創作精神和赤誠的藝術靈魂早已成為永恒。（記者 榮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