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這些畫家傾心于委拉斯貴支、哈爾斯的藝術，因為在所有古代的大師中，這兩者的繪畫語言可能是最具現代感的，或許也代表了學院派對“現代性”理解的標準與典范。

　　約翰·辛格·薩金特 杜蘭 116.8×95.9cm

　　薩金特于1856年1月出生于意大利佛羅倫薩，父母為美國人，1874年拜于杜蘭（Carolus Duran）門下，并在巴黎美術學院注冊。1882年《手持薔薇的小姐》在沙龍的入選，使薩金特成為全場最受注目的年輕藝術家，一舉成名，之后一路順遂，直到1886年離開法國。相較于薩金特，索羅亞與佐恩在法國的學習性質更類似于游學，同時互相之間的結識與交流，也為日后風格的趨同化提供了依據。

　　在傳統繪畫發展到一個極限時，印象主義提出了對自然的新觀念、新視覺，能捕攝客觀對象瞬間的運動和光影效果，其率性而發的筆觸使得油彩秀色可餐，這種在美的欣賞上屬于非理性的感覺滿足。所謂的學院派繪畫的力量則給予思考重要地位。只有深解文藝復興以來偉大的古典教化，才能自覺穩步地邁向大師之列，也正是因為一代代學院畫家們的堅守，傳統才得以流長。

　　現實主義的影響

　　霍金·索羅亞·巴斯蒂達 巴倫西亞漁夫 65×85cm

　　與其說3位畫家是古典主義與印象主義之間的折中主義繪畫，還不如說是學院派繪畫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新呈現。當然，他們還或多或少受到現實主義的影響，影響最深的當屬索羅亞與佐恩。索羅亞在1885年來到巴黎，參觀了兩個令人難忘的展覽：法國畫家勒貝杰（Jules Bastien-Lepage）與德國畫家門采爾（Adolf von Menzel）的展覽，這兩位延續了庫爾貝現實主義態度和題材的畫家給了年輕一代的索羅亞以新的可能，把索羅亞引向了社會寫實和含有某種當時社會見證意味的改革民情風俗畫，如《另一個瑪格麗特》《還說魚很貴》《不幸的遺傳》等。

　　如實再現社會現實的題材也是佐恩一直以來所傾心的。從他在法期間的《艾沃斯的漁民》《小釀酒廠》《公共馬車1號》，到回國之后反映民族、民間文化，描繪百姓生活的《仲夏之夜》《在生火房里》《在編織的戴利卡麗亞女孩》等，都是這一方向的經典之作。

　　關于現實題材，薩金特在1918年前往西線戰場成為英國的戰地畫家期間，創作過唯一一幅有名的現實軍事題材的作品《毒氣攻擊》。整幅畫中有65位傷兵、19個瞎眼者走向救護站，其他人都是東倒西歪地躺在地上，等著醫療。在地平面有個足球場，正在進行比賽，遠處有帳篷散落，太陽剛剛升起，似乎預設著美好的未來正要來臨。這幅畫達到了薩金特預期的愿望，的確是難能可貴的作品。

　　對外光寫生的實踐

　　對于這3位學院派新型畫家都注重外光寫生的現象，包括對外光寫生這樣一種創作方式的認同與實踐是有其特殊的歷史根據的。

　　一方面，19世紀下半葉的學院派不僅延續了對西方古典繪畫的具象寫實方向的追求，也對美術史的演進起著極大的推動作用。事實上，對于當時色彩的科學研究成果和外光寫生的創作新形式也已滲透到了學院的具體教學中。

　　安德斯·佐恩 在編織的戴利卡麗亞女孩 72×57cm

　　另一方面，濃郁的鄉情和對于陽光的熱誠一直是索羅亞與佐恩的生命主題。而對于索羅亞，他的故鄉西班牙是伊比利亞半島上充滿陽光和鮮花的地方。索羅亞被稱為“陽光畫家”應是最恰當不過的。由于早期在攝影師安東尼·加西亞·貝蕾斯的工作室幫忙，使他對光線特別講究。畫巴倫西亞漁夫和海灘成為世紀交替之際索羅亞揚名國際的個人化的繪畫語言。《捕魚歸來》《補帆》《巴倫西亞漁夫》等作品正是他繪畫理想的兌現。直到1900年，即興的寫生《哈維亞水車》的誕生更是索羅亞詮釋繪畫的另一個新起點，也正式進入他外光創作的巔峰期。佐恩在法國8年的游學與奮斗之后，載譽而歸。在20世紀之初迎來了他的全盛期。佐恩的肖像畫技藝在國際上頗負盛名，他的風俗畫也異常出色。薩金特則常常利用身邊的一些環境用油畫或水彩來寫生創作一些譬如釣魚、劃船、河邊草地的休息等場景的作品。他還曾為畫家保羅·賀勒畫他在野外寫生的情景，只有天氣不好時，才會迫使他回屋去畫人像。薩金特對外光與色彩的關注一直貫穿在他的創作中，再如創作于1885-1887年的《康乃馨、百合、百合、康乃馨》，就是在花園里每天花上半小時，配合小模特、天光、花叢與燈光寫生完成，于1887年春天在英國皇家學院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