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所謂的“民國熱”，其實是虛幻的、模糊的，缺乏對具體人物、具體事件的具體認知。那些過早逝去或凋零的藝術家，真的就是被藝術史無情拋棄了嗎？還是被我們選擇性地遺忘？好在還有梁啟超這樣的人物在今天獲得了逐漸理性的認知。

“無人出其右者”

很多人有一個錯覺，以為梁啟超的字以前不被看好，是因為水準不夠；現在被看好，是因為他的政治名聲和學問名聲。不得不說，持此觀點者不在少數。如果放在10年以前，我也是如此錯覺。但10年以來，我對梁啟超花了很大精力去研究，發現我當初錯了。我們誤讀了梁啟超及民國書法史，就好比誤讀了他本人的政治和文章一樣；因為，拍賣市場和收藏界已經證實，我的論斷和呼吁沒有錯。

世人皆知梁啟超名聲大，但究竟如何大，恐怕人們未必能真正說清。這不是別人的問題，而是梁啟超的問題。因為他這種曠世奇才，注定了一出世就是要被誤讀的。

我聽得最多的說法就是，梁啟超的字早年屬館閣體，中年學帖，后又學碑，碑帖并重，然后有成。這個說法沒有問題，但如果放在當今任何一位有些成就的書法家身上，一樣可行。如果一句話放在所有書法家身上都可行；那么，這句話也便沒有了價值。甚至，我在跟史學界很多民國史專家談到梁啟超書法時，還有很多人很驚訝地問我：梁啟超的字竟然有那么好，有那么高的地位？

有關梁啟超書法的說法很多，有說他隸書很好，有說他楷書很好，有說他學碑，有說他學帖，有說他的字有書卷氣，也有說他的字很簡單，有說他的書法很板刻，屬于館閣體等，這些評價都不算太差，但都沒有談到他的創造性在哪里。

實際上，梁啟超的真正造詣在于開創了一種梁氏真書體。梁氏真書體早已不是什么楷書，也不是什么魏碑或行書，而是他的創造性融合。這種創造在于融合了多種書體，包括篆、隸、楷、行、草、章，但既然是融合，那就需要時間，就可能還不十分成熟。由于梁啟超57歲時意外死亡，他在書法上的創造性探索也驟然停止；所以，正當他的書法創造處于走向成熟和巔峰階段時突然停止。于是，導致了他的字也有不成熟乃至生硬之處，這也是他的字評價不高之處。但是這種生硬并不影響他在書法史上的根本性地位，因為任何開創都含有不成熟。

梁啟超隸書《臨張遷碑》中國嘉德2018年秋拍

關于梁氏真書體，我此前已有很多文章談及，再談實屬多余。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關于梁啟超書體地位的說法，不是我的憑空臆斷，而是當時人的基本共識。就好比說到他的作品價格時，雖然他不設潤格，但別人都知道他的價格。這就是一種共識，一種無需靠白紙黑字的潤格或潤例來證明的價值共識。

舉個例子，馬衡曾是故宮博物院院長，也當過西泠印社社長，是中國頂級的金石學家、書法家，雖然他的字不是第一流的，但眼力是一流的。馬衡對梁啟超的行楷書，也就是我所稱的真書，不但推崇備至，而且直呼之為“清末以來，殆無有人出其右者”。為了盡量窺得馬衡評價的原貌，我將梁啟超一件寫于1917年的篆書冊馬衡題跋全文錄出：

任公書法出入秦漢，所作篆隸有獨到之處。其行楷兼收博取，自抒新意，金石之氣亦復盎然紙上，晚清以后殆無有出其右者。余心摹已久，近年遂稍稍復集，就海內知好，求其零縑片楮皆欲備景（影），以公于世，不意竟遭國難，毀去什（十）之三四，猶幸劫余，所藏尚兩冊，雖未能債其始，而集中無一不出于自得，且其所藏搜羅有致，耐人尋味，此公生平胸次由靜而妙，非細致故也，饗以同好，并志數語。乙酉閏夏馬衡。

這件篆書作品屬梁啟超中年之作，曾于2015年在榮寶齋濟南分公司拍賣過，為馬衡舊藏。馬衡是篆書家，眼力自不凡，他對梁啟超篆書的評價是“出入秦漢，有獨到之處”，這樣的評價并不算高；換句話說，屬一般性評價。可見，馬衡對梁啟超的字并不是都推崇，是比較客觀公允的。客觀地說，篆書并非梁啟超最擅，且此作屬中年之作，筆法尚未趨于成熟。但這絲毫掩蓋不住馬衡對梁啟超真書的推崇備至。

“無人出其右者”的評價，清代民國時其實并不罕見，不必過于當真。但罕見的是，這話是從馬衡嘴里說出來的。馬衡在梁啟超面前是晚輩，梁啟超名氣太大，他不需要拍梁啟超馬屁，而且馬衡說這話時，梁啟超早已去世。所以，如果是梁啟超夸獎馬衡，說馬衡的字“晚清民國以來無人出其右者”，那么這話是有夸飾成分的，是梁啟超作為長輩對晚輩的獎掖提攜之語，不能當真。就好比梁啟超當年在清華校長面前舉薦既無學歷又無著作的陳寅恪時，說陳寅恪短短幾百字就可以勝過我梁某人所有著作。你能把這句話當真嗎？你真以為陳寅恪的學問短短幾百字就超過了梁啟超？當然不是。

所以，馬衡推崇梁啟超，而且自言以半生之力，搜羅梁啟超墨寶，以公海內同好，實是出于對梁氏書法的推崇。有人說，馬衡推崇梁啟超，是因為他的學問。這話也對也不對。馬衡推崇梁啟超學問是毋庸置疑的，但馬衡并非因推崇梁啟超學問才推崇梁啟超書法，這是兩回事。因為，當時學問與梁啟超齊平者，雖不多但也有，章太炎、王國維等，皆享有此盛譽；何況，馬衡也鼎力邀請過王國維到北大當教授。可見，在馬衡眼里，是分得清學問與書法的。

如果說馬衡所說尚屬個例，不足以說明問題；那么，其他人的話就不能說還是個例了。

再舉個人物——胡適。胡適是“五四”的風云人物，也是橫跨新舊兩派的重要人物。既然橫跨新舊，那么胡適對舊派的玩意兒——書法這類東西的感情就是十分復雜的。他既喜歡又不喜歡。之所以說喜歡，是因為他要讓人知道他的舊學功底，而書法是必不可少的；之所以說不喜歡，是因為他要證明他是新派，而舊派的書法在他們眼里是不那么起眼的。但是，胡適畢竟是胡適，作為新派文人的胡適，依然很看重書法；而且他學書法直接就是受梁啟超和鄭孝胥等人的影響。

胡適手里有不少梁啟超的字，而且梁啟超墨跡的情況胡適是十分清楚的。胡適說，梁啟超的墨跡不下3萬件，是比較可靠的。因為胡適與梁啟超接觸較多；而且胡適晚年大量寫字賣字，也是受了梁啟超影響。胡適的內心深處，既將梁啟超作為老師輩的領袖，也作為了要超越的對手；那么連書法和學問自然要包含進去。當然，有沒有超越是另一回事。

此類種種史跡，委實太多，不一一贅述。

其實在民國早期，崇尚梁啟超的字，早已不是什么秘聞。在當時，舉凡有影響力者，皆欲以有梁氏墨寶為榮。有人說，那是因為他的政治影響力。梁啟超在當時有什么政治影響力呢？20世紀20年代以后，梁啟超已完全退出政壇，不擔任任何有影響力的政治職務，甚至也沒有了黨派，別人也不向他求官，他也無官可謀，還有什么政治影響力？

王國維致弟子謝國楨絕筆書扇西泠印社2018年秋拍

梁啟超書法的市場表現

梁啟超的字其實一直只被懂行的人看好，反倒是書法界不怎么看好。他的字在市場表現上一直不太靠前，但也不是十分靠后，基本處于中間狀態；就好比他這個人，屬于“穩健派”。在很多人眼里，梁啟超只是個政治家和學問家，不過略通書法而已，或者受康有為碑學思想的影響，在書法上有些造詣，但不至于那么好。

其實，人們接受梁啟超的書法并不難，難的是對他書法地位的評價。如果要認為他的書法是第一流，那就難上加難了。對于這種狀況，也不必太急躁，因為任何人任何事物之被接受，總有一個漫長的過程。《紅樓夢》剛一出版是禁書，至少在百年以內難以被人接受，后來才慢慢被接受并成為經典的。

所以我曾經說，梁啟超的書法至少要在50年以后才可真正體現出其價值來。我知道這是一句充滿爭議的話，甚至很可能會被看成一個偽命題。50年以后很多人都不在了，甚至連我也很可能不在了，怎么來論斷？玩笑歸玩笑，但藝術的判斷，就是這樣殘酷和無奈。

也許用不了50年，也許比50年還要長。

康有為（1858-1927）致湯覺頓信札一通一紙北京匡時2018年秋拍

這不全是我的哲學思辨，而是事實。遠的不說，就拿2018年的幾場拍賣來說，梁啟超書法的市場表現是非常好的，甚至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期。中國嘉德秋拍，梁啟超的臨《張遷碑》十二條屏，拍價1100多萬元；一件十言聯，拍價140多萬元；另一件四尺對聯，拍價90多萬元；而同等尺寸條件下，嘉德秋拍中于右任的一件行書對聯，拍價70多萬元；祁雋藻的楷書十二言聯，拍價440萬元；何紹基的行書節錄《梁武帝書評》橫幅，拍價85萬元；董其昌的數十開尺牘冊頁，拍價175萬元；鐵保的行書錄顏真卿《爭座位帖》，拍價52萬元；金農的隸書條幅，拍價58萬元；董其昌的行書臨顏真卿《送劉太沖敘》八開冊頁，拍價130萬元；袁枚的行書大十二開詩冊，拍價80萬元。西泠印社秋拍中，梁啟超的一件四尺七言聯，拍價110多萬元，加傭金130多萬元。這些數字的真實性毋庸置疑，交易的真實性亦可深考，以同等條件下的衡量標準來看，梁啟超書法的價格顯然均比上述其他諸家要高出許多。

有人提出，梁啟超書法目前的市場價格，主要不是書法價值，而是其政治名聲和學問名聲所致。如果是這樣，那何以10年以前梁啟超書法的價格如此低迷？如果論學問名聲，何以胡適、林語堂、魯迅等人的書法價格不及梁啟超？

很長時間以來，梁啟超書法的市場并不太被看好，頂多處于拍賣市場的第三個梯次，賣不過于右任、林散之、啟功等人，在名氣上也大不過魯迅、謝無量、馬一浮。在人們眼里，梁啟超的字不過屬于二三流。這個市場規則，是近百年以來慢慢形成的共識，但也是積弊，短時間內難以改變。

梁啟超的個人名氣和影響力盡人皆知，無需贅言，但那畢竟是政治和學問方面的影響，而不是書法本身。以至于很多人認為，是梁啟超的政治和學問名聲影響了其作品的市場價格。這個說法不無道理。

的確，在中國談藝術，無論如何離不開這兩個因素。尤其是對于近現代名流來說，政治或學問影響力往往決定著市場因素。這無可厚非。但就梁啟超而言，僅依靠這個邏輯是說不通的。為什么？因為，近現代廣有影響力的政治家和學問家擅書者太多，比如政治家中的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黎元洪、段祺瑞，學問家中的沈曾植、章太炎、王國維、蔡元培、胡適，作家中的魯迅、錢玄同、林語堂、沈從文等；而且，他們的手跡市場價格一度不菲，但為什么還是賣不過梁啟超？難道僅僅是因為梁啟超的政治和學問影響力嗎？恐怕不是這樣簡單。

梁啟超（1873-1929）致梁啟勛信札一通三紙北京匡時2018年秋拍

梁啟超這個人在政治上一度是被打壓的，尤其是被國民黨打壓的。原因是他在辛亥前后，與孫中山的革命黨一度是政治對手，雖曾有短暫合作，終究因為康有為的阻撓而分道揚鑣，后來又在北洋政府做官，與北洋系的幾任政治要人都有深度勾連與合作；晚年的時候，國民黨北伐之際，他又堅決反對北伐，反對聯俄，而孫中山是主張聯俄的，所以更加走向了國民黨的對立面，以至于在他去世之后，有人向國民政府建議為他舉行國葬就遭到了以胡漢民為代表的國民黨中央的堅決反對。這是個基本的歷史常識，如果不了解這個歷史常識來談梁啟超的書法地位，恐怕是很難搞清楚的。

梁啟超因其敏感的政治身份被壓制，本屬正常，黨派不同而已。事實上，隨著胡漢民在國民黨中央的落幕，后來的國民黨對梁啟超的評價已漸趨客觀、公正，目前在中國大陸、臺灣和海外，已經形成了一股梁啟超研究熱潮。但在很多人心里，梁啟超在政治上仍然不過是一個保皇派；而在學問上，梁啟超雖然是名滿天下的大學問家、大思想家，但在很多人看來，他仍然不過是一個有學問缺陷的人物，博而不精是很多人對他學問的一個主要評價，甚至晚年越來越趨向保守，而走到了“五四”新派的對立面，以至于成了一個保守派的代表人物。

對這種誤讀且不去過問。單論學問影響力，梁啟超恐怕頂多與沒有什么政治派別的王國維和革命黨人章太炎打成平手，甚至也比不上“五四”新派文壇領袖胡適、魯迅等人。

所以，無論是談政治還是談學問，說梁啟超的書法市場主要是受這兩個因素的影響，恐怕是沒有依據的；而且，之前的市場也證明了這一點——反向影響。梁啟超的保守派文化形象和革命派對立面政治色彩，反向影響了其作品的市場價格。

當然，這種狀況近年來有所改觀。原因是梁啟超在海外的影響力十分強大，以至于影響到了他的作品價格飆升，進而又影響到了國內對他的評價。

書法界人士未必十分了解這一狀況，自然就不能十分理解。因為書法與收藏畢竟是兩回事。書法界向來有一套十分穩固的價值判斷標準，而收藏界并不理會這一套。當然，收藏界也不能說就是多么學術，而是以市場為準則；換句話說，是比較功利的。但功利未必是壞事，因為收藏界的價值標準就是市場，市場是個最功利但也是最不能欺騙人的東西。

梁啟超楷書七言聯紙本對聯：全以山川為眼界，盡攜書畫到天涯。1926年作35萬起拍，126.5萬成交。

民國藝術史亟待重新考量

近年來掀起的民國熱，使得民國時期很多文人、學者的手稿、書信和書法作品的市場價格也節節攀升；甚至很多僅與民國沾點邊兒的人物也被納入了民國行列。殊不知，我們理解的民國，很多時候是殘缺的、有誤區的。民國確實是一個學問家、文學家、書畫家輩出的時代，而且思想之自由幾乎超過了除春秋戰國以外的任何時代；但是，這和書法不是一回事。書法是靠學養的支撐，二者畢竟不能等同。

就總體水準來說，相比于前朝，民國書法仍然是衰退的。只不過，這衰退之中又有突兀的高峰。但這高峰是衰退了的高峰，并不能與以往時代相比。這不是主觀原因造成的，而是客觀因素所致。因為民國時代，尤其是“五四”以后，是一個白話文和硬筆主宰的時代。經歷過“五四”，或“五四”誕生的那批民國文人，一半用文言一半用白話，一半用毛筆一半用硬筆，一般用洋文一半用中文，或者說文言白話、毛筆硬筆、洋文中文交替使用。在這樣情況之下，不可能會有書法的大飛躍。

比如很多人推崇的梁漱溟，學問修養很不錯，也遺留下不少書信手稿等，但論書法，則實在入不了檔次。梁漱溟很多信札甚至還用硬筆書寫，更談不上藝術性。再比如被稱為現代“新儒家”的牟宗三，字寫得有如鬼畫符，幾不可辨認，與書法無緣。

胡適的字倒是有幾分功底，而且他經常圍在梁啟超這樣大書法家的身邊，又拜鄭孝胥為師，他的很多師友，比如章太炎、林長民、魯迅、蔡元培、徐志摩等，都是書法高手，所以胡適的字不俗氣，有幾分氣質，還很有書卷氣，比起很多作家來要算好的，但以書法專業技術論，終究還是入不了主流。

魯迅的字很好，既有古風，又有自己的性格特點，你看不出來路，但又不是野狐禪，在民國時期的作家書法中，無論如何要坐第一把交椅。魯迅之所以在寫字上有如此高的格調，有一個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的原因，那就是抄書。魯迅的字，完全是靠大量抄書的功力積淀起來的。魯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僉事一職務時，進行了大量的購碑和抄書活動，所抄之古書不下千萬字。抄書解決了魯迅書法的基本功問題，也形成了魯迅書法的書卷氣息，這幾乎是其他任何作家都做不到的。

所以，即使是民國文人、作家，也是各個不同，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能一說民國就是好，民國以外就是不好；而且，民國之好，也是相對的。今天我們所謂的“民國熱”，其實是虛幻的、模糊的，缺乏對具體人物、具體事件的具體認知。

瞿鴻禨（1850-1918）行書自作詩北京匡時2018年秋拍

單就書法而論，民國時代的人物中，書法出眾者很多，有的是清朝遺老，有的是北洋政要，有的是辛亥元老，有的是文人學者，而梁啟超情況比較特殊，這幾個身份他都具備，反倒是掩蓋了他的書法名聲。具體來說，梁啟超的字絕對屬于專業級別的，而民國時代有些文人、作家的字雖有書卷氣，但未必屬專業級別。

在國民黨統一全國的北伐之前，梁啟超的書法作品尚能得到舉國公認，那時的市場價格就很好，頗受藏家追捧；但北伐之后，國民黨統一全國，梁啟超的字就不那么受推崇了。

國民黨時代的書法“四大家”是胡漢民、譚延闿、于右任、吳稚暉。而這幾個人都是國民黨元老，無一其他黨籍人士。而此前，北京畫壇的盟主是陳師曾、姚茫父、周肇祥、金城等，其背后的精神領袖是梁啟超，海派領袖則是康有為、吳昌碩等。康有為自不必說。吳昌碩是職業書畫家，且背后有王一亭這樣的實業家做推手，又是西泠印社掌門人，門生眾多，是畫壇教父級別的人物，所以作品被烘托起來了。而北方的陳師曾、姚茫父、周肇祥、金城等人，其身份并非職業書畫家，而是文人學士，以學問入書入畫，再加有北洋政府作依托，故當時作品很受歡迎，但由于過早去世，故市場也很快凋零。

當年大力幫助過齊白石賣畫的陳師曾，現在作品的市場價格遠遠不及齊白石，可見今非昔比，姚茫父也是如此。姚茫父曾經是齊白石的老師輩人物，齊白石進北京時，對姚茫父頂禮膜拜，親自拿畫給姚茫父改，并將改稿保存下來；但就是這樣的人物，身前熱鬧，身后寂寥，其作品的市場只影寥落。直到今天，姚茫父作品的市場價格還不及齊白石的十分之一。

有人據此馬上就得出結論，說死后價格下跌，這正說明其作品沒有什么影響力，進入不了藝術史。可是，所謂的藝術史，也是人為主導和修正了的藝術史，是打了很大折扣的藝術史。若按照梁啟超“新史學”的標準，藝術史雖冠名為史，但其中真正有多少史學的成分，是很值得考量一番的。

那些過早逝去或凋零的藝術家，真的就是被藝術史無情拋棄了嗎？還是被我們選擇性地遺忘？我以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好在還有梁啟超這樣的人物在今天獲得了逐漸理性的認知。

可是，當年梁啟超身邊那些叱詫風云的人物以及他們的作品，又還需要等待多少年才能獲得客觀公正的對待？又還有多少人愿意花多少時間和精力去打撈？我呼吁了10年的梁啟超及其作品，如今才多少算有點回應，而其他人，我的考量中卻還沒有時間表。

梁啟超（1873-1929）致湯覺頓信札一通二紙紙本鏡心北京匡時2018年秋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