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

　　陳曉維

　　趙珩先生新書《逝者如斯》中《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懷念朱家溍先生》一節，述及朱家捐獻文物一事：“可是僅據我所知，他們兄弟就分四次捐獻給國家。1952年捐獻碑帖七百種，一千余件，可以說是在故宮現存碑帖中占有一定比重的。……當然，1952年的捐獻背景比較復雜……”趙先生下筆持重，到底如何復雜，沒有說破。朱家溍自己在《故宮退食錄》里說：“父親逝世后，1953年我們兄弟奉母親命將所藏漢唐碑帖700余種捐獻國家。”用的是“奉母親命”。所有回憶朱先生的文章，對他的一致評價是“超然”。這樣重要的事情，他也只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但讀過王世襄《錦灰堆》的人都知道，1952年，在“三反”運動中，朱家溍曾蒙冤被關押過一年半。在時間上，捐獻和關押，二者契合。彼此的關聯，不免使人玩味。

　　由于捐獻之事，于收藏一道的核心命題——得與失——密切相關，且可與藏家一生感情與精力之付出交相映照（藏品經濟價值的高低尚在其次），絕非“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般輕松愜意，所以筆者不免格外關注。捐獻者中，當然不乏大公無私者。如北平剛解放，第一個主動要求捐獻的賀孔才先生。但捐獻過程回環曲折者，亦不在少數。

　　最近讀到沈津所撰《記鐵琴銅劍樓后人瞿鳳起先生》，也談及捐獻。文章寫道，“上世紀50年代初，瞿家將藏書分三批售與北圖，賣一批捐贈一批，其緣由是瞿家為常熟鄉間地主，而地主的經濟來源是以收租為主，所以在土地改革時，鄉政府讓瞿家退租，但瞿家拿不出錢，只好將存于上海的藏書中選取部分善本半賣半送。”“北圖所得瞿氏書，皆為北圖善本部主任趙萬里與瞿鳳起洽談，時間應為1951年12月間，正是常熟地區土地改革之時。……是月21日顧（顧廷龍）日記又載：瞿鳳起女來，‘述趙萬里昨夜議書價不諧，竟拍案咆哮。’”沈津又引《顧頡剛日記》，說鐵琴銅劍樓藏書，初時趙萬里還價每冊僅兩三千元，后以鄭振鐸調停，每冊售六千元，遂大量取去。當時流通的還是舊幣，兩三千元即等于后來的人民幣兩三角。沈津感嘆：“于是，趙先生從瞿氏家中所購宋版書，竟然是每冊六角錢，這或許是明、清、民國、現代乃至將來，最為便宜的宋版書書價了。”這種捐獻背后的心酸，不言而喻。瞿鳳起也是一代版本學專家，“在藏書家、嘉業堂主人劉承幹的眼中，瞿鳳起是屬于‘后生可畏’的明白人。”

　　那么，老一輩藏書家劉承幹的情況又如何呢？到1958年，嘉業堂曾經的六十萬卷藏書早已不屬于原主人。余下的少量隨身攜帶的善本，也在這一年被各方書商掠去。僅6月29日一天，北京中國書店派來的葛鴻年、翟順通二人（劉形容此二人“直闖內室，亂翻箱架，其鹵莽之狀令人憤恨”）就買去《永樂大典》三十七冊等珍本，每冊只四十元。劉承幹1958年的《日記》里記載，有一次到杭州，當他向浙江圖書館館長詢問嘉業堂藏書樓中某些雜物的發還問題時，“答云當土改時，黨部至湖屬調查，以余為湖屬四大地主之一，所有之物應為沒收，非為捐獻論……余以前次請求發還除書之外其他雜物影像等，詢其何以未見覆，只云地主之物，絕無發還云云。噫，余一生辛苦經營之業，從此蕩然矣，聞之心痛”。四十元一冊的《永樂大典》，也不妨看作特殊時期的另類捐獻。

《海上收藏世家》

　　以前讀鄭重著《海上收藏世家》，多有述及捐獻文物事。如劉靖基捐獻古代書畫。劉靖基是海上富商，收藏歷代書畫多且精。1966年夏季，抄家之風刮起。劉自知藏品在劫難逃，遂提前打電話給上海博物館，要求捐獻，并寫了“捐獻申請”。所幸，博物館的接收人員和抄家隊伍同一天來到劉家，使劉的數千件書畫得以運往博物館避禍。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落實抄家物資歸還政策，這批書畫全部發還。作為答謝，由博物館“點菜”，謝稚柳把關，劉靖基把其中四十件最精者捐給了上博。其中就包括宋張即之《楷書待漏院記卷》、宋吳琚《行書五段卷》、元趙孟頫《行書十札卷》等赫赫名跡。

　　發還抄家物資時，要將國家文博單位“點菜”的重要文物捐獻出來，亦是當時一潛規則。

　　也有不接受“點菜”的。上海博物館古代雕塑專家李柏華為其父親所作傳記《文博鴻業——李鴻業文博生涯》中（李鴻業也任職于上海博物館），提到碑帖大藏家秦廷棫醫生。秦的祖父秦學治，在民國時開辦有著名的“藝苑真賞社”。他的父親即是收藏了唐拓《張黑女墓志》孤本的秦清曾。秦廷棫繼承先人愛好，藏有大量陶瓷、書畫和青銅器，尤其以陶瓷器為精。1954年，他曾從藏品中挑出七十六件，編寫了《中國古代陶塑藝術》一書。

《文博鴻業——李鴻業文博生涯》

　　“文革”中，秦廷棫的家多次被抄，近兩千件文物被上海博物館負責的上海市文物圖書清理小組接收。“由此，秦廷棫對上海博物館耿耿于懷。”后來落實政策，上博要歸還文物，李柏華寫道“在歸還‘文革’抄家來的文物時，有一個習慣，就是希望收藏家將國家需要的重要文物捐獻給上海博物館。幾乎每位藏家在取回自己被抄的文物時，都要將上海博物館點名的重要文物捐獻出來。有些不愿意捐獻的，也會被上海博物館采用征集的方式收購。但秦廷棫氣還沒有完，所以，對捐獻要求，堅決不同意。最后，上海博物館向秦廷棫提出借展二十件精品，再退回其余全部抄家文物的要求。這樣，秦廷棫在借了二十件精品給上海博物館后，取回了被抄的其余兩千多件文物。但是秦廷棫取回文物后，隔三差五的到上海博物館來問‘你們借展的文物，借展好了嗎？好還給我了吧？’”最終，秦廷棫取回了這二十件精品。像秦廷棫這樣在領回抄家文物時，一件也不捐獻的，在上海是特例。

　　我讀過最生動的描述，還是李柏年講述自家的捐贈往事。他家三代從事古玩業，其祖父李文光，是民國時河南有名的大古董商。解放后，他寫道：“隨著歷次政治運動的進行，當地（鄭州）政府都會找到祖父，對他進行教育，教育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讓祖父李文光把家藏的文物捐獻出來。他不得不一次次將家中和抗戰前埋入后花園地里的文物起出，將自己經營一生的古董捐獻給當時的鄭州市政府。大人們曾經說過‘土地改革評成分時，當時家里是要被評為地主的。’為了不被評上地主，爭取評上貧農和中農，家里捐獻了近千件文物。我家最終的成分，被定為中農。”到抗美援朝戰起，河南名演員常香玉為捐獻一架飛機而四處義演。此事轟動全國。“當時的地方領導，找到李文光說‘常香玉都捐獻飛機了，你還不把家里的古董全部捐獻出來，支援國家？你還想著把古董賣給外國人？’一連幾天，他們上門談話。還對李文光說‘不捐獻，就說明你想等著美蔣回來反攻倒算。’最后他們說‘這次是不捐也得捐；捐獻了，就沒事。’” 最終，在政府工作人員的幫助下，由李文光指點，在家里后花園，花了好幾天時間，先后挖出兩千多件文物。用幾十駕次馬車才將文物全部運走。

　　無論是否情愿，無論是否迫于某種壓力，甚至還有委屈和眼淚，當大幕以捐獻的名義落下，一切都歸于平靜。而座上觀眾看到的，只有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