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公子于中令

于右任公子于中令先生首先在致辭中特別感謝了國家畫院以及相關機構與領導的支持。他說：“1984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國標準草書學社，后遷移到南京，由胡公石先生主持，現在國家畫院的支持下，又將在北京推進中國標準草書學社的發展，我感到非常欣慰和激動。我希望可以繼承于右任先生創立中國標準草書學社的精神，將標準草書在南京之外，在重要城市都可以積極發展，我個人對于此次的活動以及后續的推動寄予厚望。”

中國國家畫院常務副院長盧禹舜談到：“于右任先生一生創造了許多價值難以估量的書法藝術品，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座豐碑，被譽為‘當代草圣’，當之無愧！于右任后專注于草書的研究，致力于草書標準化、規范化的工作，親自主持和領導草書社，對歷代草書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總結。以《千字文》為底本，從浩繁的歷代書法名家的作品中，遴選出符合標準的字，同時逐步總結出篆、隸、楷、行與草書之間對應的規律性符號，解決了草書產生與‘準確’書寫的關鍵性問題，集成《標準草書》千字文。標準草書問世以后，在社會上特別是在中國書法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并在海內外廣為流傳，得到了日本、韓國等漢文化圈國家的大力推崇和推廣，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力。”

中國標準草書學社副社長凌建平在致辭中談到：“出于對父輩的深切緬懷，對國家畫院的敬重，對本次系列活動的高度重視和支持，‘于門四杰’的親屬劉彬彬女士、胡熙明先生等都帶來了家父們的精品力作。尤其是年屆八旬的于中令先生，從洛杉磯帶來了家父于右任自書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歌》長卷。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歌，于右任先生原創于1947年10月的南京，當時二次大戰已結束二年多，出于對紛擾時局的憂慮，于右任先生夜不能寐，依枕寫就1800余字的長篇紀實敘事詩，表達以史為鏡，渴望和平的心聲。這幅長卷，于右任先生歷時兩年書寫完成，對原詩也略有修改完善。以楷書起首，以標準草書結尾，讓我們欣賞到了于氏雄奇開張的碑意楷書、行書和小草，也領略到了于右任飛動精絕的標準草書。同時，也讓我們領略到了這位太平老人的宏闊精神世界。”

胡公石長子胡熙民先生談到：“為什么標準草書的創立者于右任先生與弟子們都已過世多年，但是標準草書的事業并沒有因為他們的離去而衰敗，而繼續得到更多的專家、海峽兩岸人民的關注和支持。我經常說，標準草書生命力何在？意義何在？我認為事實證明，更多人熱愛標準草書，不斷學習標準草書。我們現在做的事情，絕不是在宣揚某一個人，而是推動標準草書的現代化事業、規范化事業。”

在本次活動上，胡公石后人將其生前創作的40余幅書法作品及大量手稿等捐贈給中國國家畫院，既為中國國家畫院的藝術品收藏增加了亮點，為國家增加了藝術財富，也為學習和研究標準草書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于右任《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歌》長卷

于右任早年書從王羲之、趙孟，后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礎上將篆、隸、草法入行楷，獨辟蹊徑，中年變法，專攻草書，參以魏碑筆意，加之個人品質修養和才情智慧的非凡，創造了許多價值難以估量的書法藝術品。于右任在書法藝術之路的艱苦探索，被后人師為楷模。嘗自云：“朝臨石門銘，暮寫二十品，辛苦集為聯，夜夜淚濕枕。”尤其后來專注于草書的研究，致力于草書標準化、規范化的工作，為草書的規范化與標準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作為一個愛國主義者，于右任痛感文字書寫費時、識難用遲，草法多樣、學用皆難，歷來推而不廣，與社會需要很不適應，由此于1932年集合了有志于草書改革的同仁在上海創立了標準草書社，親自主持和領導草書社，將歷代草書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總結。

自云：“所謂標準，是拿古人的草書做標準的，是從先古圣哲千余年的演進當中，歸納出來有條不紊，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的草法。”因此，“廣草書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盡文化之功能，節省全體國民之時間，發揚民族傳統之利器，豈非當今急務歟！”從而確立了“易識、易寫、準確、美麗”之四原則，以《千字文》為底本，全面系統整理歷代草書法帖，“唯期以眾人之所欣賞者，還供眾人之用。并期經此整理，習之者由苦而樂，用之者由分立而統一，此則作者唯一希望也。”由此解決了草書產生與“準確”書寫的關鍵性問題，集成《標準草書》千字文。胡公石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推廣和拓展工作，同樣功不可沒，在中國書法史上彪炳千秋。

于右任及“于門四杰”（劉延濤、胡公石、李普同、金澤子卿）的作品也同時在此展出以饗觀者，更是十分得珍貴。使得本次紀念活動，更加豐富多彩。他們的藝術成就不僅具有一定的學術研究價值，同時對于當代中國書法創作也有著很好的啟示意義。

展覽現場

于右任學術研討會由中國國家畫院副院長、美術研究院執行院長張曉凌主持。研討會上，來自海內外的專家、學者，就于右任的學術藝術成就以及“標準草書”的意義和價值進行了充分、深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