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日-11月18日在上海圖書館展出的縹緗流彩——中國古代書籍裝潢藝術(shù)館藏精品文獻(xiàn)展，是筆者看過的最好的古籍展覽，盡可能全面地展示了古書、碑帖等展品遞藏者自寫或請人寫的題跋。這類題跋在過往古籍展中大多只能從展品說明上了解而無法目驗。希望上圖這一展覽能成為圖書館界標(biāo)桿，日后即使不帶“裝潢”名義的古籍展覽也能多展示題跋。實際上許多題跋和展品最終形成今日裝幀的模樣并無關(guān)聯(lián)，但卻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可以考察其藏者的交游等諸多問題。
 

　　前不久浙江省博物館借用流行的“朋友圈”概念，舉辦了以《吳昌碩與他的“朋友圈”》為題的展覽，廣受好評。上圖此次裝潢藝術(shù)展中許多展品的題跋同樣能管窺展品原藏者的朋友圈，以下謹(jǐn)舉數(shù)例。

　　首先，關(guān)于吳昌碩“朋友圈”的展品就有幾件。比如吳昌碩重裝的《石鼓文》拓本，前有顧麟士繪圖；楊峴重裝的《曹全碑》有楊氏和吳昌碩各一跋。有意思的是吳昌碩為楊峴所寫跋文中有要將自己所藏的另一《曹全碑》“潢治”好后再請楊峴鑒定。

　　吳昌碩跋文

　　吳氏與顧、楊的交游在前述浙博展覽中也有展品可以印證。不過上圖此展中還有一件吳昌碩與方爾謙為李緒所藏《六朝唐人寫經(jīng)殘字》都寫有長跋的展品。而李緒并未在浙博專題《吳昌碩與他的“朋友圈”》的展覽中出現(xiàn)，故其在研究吳昌碩生平交游中的價值顯而易見。

　　吳昌碩與方爾謙為李緒所藏《六朝唐人寫經(jīng)殘字》所寫長跋

　　黃丕烈以藏宋刻本知名，其碑帖收藏則相對少為人知。本次展覽中有一冊黃丕烈所藏《蜀石經(jīng)毛詩殘碑》拓本，其封面是請錢坫題名，且內(nèi)附錢大昕寫給黃氏的一封信。信的內(nèi)容是錢大昕將自著《十駕齋養(yǎng)新錄》書稿兩卷送呈黃丕烈，希望得其指正“未當(dāng)處”，并詢及《蜀石經(jīng)》如已購得，希望借讀。此展品還有黃丕烈在錢大昕逝世后寫的一首懷念舊友的跋詩，詩末句為：“留此聊為金石佞，廛中宋刻未須夸。”黃氏自注云：“每謂辛楣曰，我輩佞宋；辛楣先生亦戲答曰，若余則佞金石。”可見黃丕烈將這件與錢大昕有緣的藏品甚至看得比他那些宋刻本還珍重。除此之外，展覽中還有能反映黃氏與顧千里等交情的《鑒誡錄》等書，就不再贅述。

　　黃丕烈、錢大昕書信往來

　　另外，上圖對一件有何紹基題跋的《史晨碑》的裝池者的介紹，筆者頗有疑義。該展品只展出了封面和何紹基跋。上圖介紹的全文是“明拓本。冊頁裝，蔣國榜重裝本。清何紹基題跋。”

　　何紹基題跋的《史晨碑》的裝池者介紹

　　該展品封面題字是“宋拓史晨碑”，落款是“道州藏本，乙卯嘉平為蘇庵法家額之。熙。”據(jù)鈐印及筆跡可知落款題字者為曾熙。據(jù)上圖專家鑒定此拓本年代到不了宋代。那么“蘇庵法家”是否就是蔣國榜呢？乙卯嘉平月當(dāng)1916年初。蔣國榜，字蘇庵，1893年生，此時方二十出頭。而曾熙則為1861年生，二人輩分差距較大，如果不是有特別的忘年交情，一般不稱“法家”，更不會輕易為一件本非宋拓的藏品做夸大價值的背書。

　　“宋拓史晨碑”封面

　　實際上在曾熙的朋友圈中有位名氣更大的“蘇庵”，即鄭孝胥，只是鄭氏“蘇戡”之字名聲更大，“蘇庵”之號稍為“蘇戡”所掩而已。鄭孝胥生于1860年，與曾熙正是同輩好友。1916年上海震圖書局出版《蘭亭六種合刻（附曾、李、鄭寫本）》中的曾、李、鄭即曾熙、李瑞清和鄭孝胥。此冊除收《蘭亭序》拓本六種及曾、李、鄭三人所寫《蘭亭序》外還有三人的跋記。其中鄭孝胥屬款于“乙卯六月”，曾熙之跋則從“乙卯十月”開始記敘，可見當(dāng)年曾、鄭二人的交往應(yīng)比較多。

　　而且，在《鄭孝胥日記》中有多處推崇何紹基書法，因而其收藏有何紹基長跋的碑帖可謂順理成章。所以，即便退一萬步，此何紹基題跋的《史晨碑》內(nèi)恰也有蔣國榜的鑒藏印，也不能就定為是蔣國榜所重裝，而多半是經(jīng)鄭孝胥請曾熙題額重裝收藏后又入蔣國榜之手。況且，極大可能此展品并沒有蔣國榜的鑒藏印。

董其昌題宋刻《楞嚴(yán)經(jīng)》

　　值得注意的是碑帖的收藏重裝者往往會過譽其藏品，本次展覽中另有一件葉志詵裝池的加入摹宋人《林和靖像》的《汝帖》，也是藏者自標(biāo)“宋拓”，而經(jīng)上圖鑒定降為“明拓”。

　　最后，想提一下，本次展覽中還有兩件關(guān)于董其昌的展品：董其昌跋宋拓《麓山寺碑》和董其昌題宋刻《楞嚴(yán)經(jīng)》。可以為作為觀賞即將開展的上海博物館董其昌書畫藝術(shù)大展的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