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畫貴在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今人但知用筆纖細，敷色濃艷，便自以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虧，百病橫生，豈可觀也。吾作畫似乎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為佳。此可為知者道，不可不知者說也。”

趙孟頫的這段話，書畫中人想必是耳熟能詳，相知有素。喬亞丁先生便是位執古意者。喬先生主攻花鳥，他筆下的花鳥畫結構方正勻整，渾穆端莊，線條飽滿圓潤，筆意濃厚，著色濃艷紛呈、明麗沁人。從沒骨到雙勾，從水墨到重彩，形式其外，實質其內。

      

 

       得心應手，如身使臂，皆在于純熟之功，穩練之操，粉墨登場如此，筆走龍蛇何嘗不然。我與喬先生算一代人，我們那個時代的漫長悠遠、曠日遙遙皆在于那個時代人的單純有足色，質樸無冗雜，那代人的執著頑迂、死心塌地，乃今日信息時代紛繁錯節、撲朔迷離景象之不可思議。一場沒有什么來頭的知識競賽，能在周日的新華書店門前聚集起半市的讀書人，為之討論甚至爭辯得面紅耳赤，某幅畫中的一個小技法，便能成為美術界歷久的話題。喬先生繪畫基本功便是在那個時期練就的。當一種枯燥平淡、味同嚼蠟成為一番妙趣橫生、津津樂道，還有什么不能回腸蕩氣、沁人心脾。幾十年前田間的勞作場景、市民的生動表情，已然成為喬先生千倉萬箱、用之不竭的富礦。

       后來，喬先生專攻了花鳥畫，且成績斐然，有目共睹，他先前的那些死功夫，那套西洋畫的體系，多少承接在了傳統的曲目，不得而知，但構圖造型上的獨到，卻使之卓爾于眾、崢嶸于角。還有他對色彩的感悟，本是大艷大俗的搭配，卻能古色古香地雅致，這樣的意境竟似詞曲的地步。凡詞曲皆囿之于曲牌闕韻，李后主李易安、柳三變姜白石，誰敢說他們的情結與白香山杜牧之、溫飛卿李義山的情緒相形失色，等而下之。

      

 

       近來，喬先生的畫風突變，有攀籬擺脫、蹊徑另辟之象，與先前較然不同，迥若二人，使一直關注于他的諸友頗感詫異，但我沒有覺得愕然，我知道這一浮表的變化，全自心質的驚蟄。花鳥畫的程式，不僅在于梅蘭菊竹、翎毛蜂蝶，更在于微忱芹意、神志感受。變化后的這組作品，筆墨華滋、酣暢淋漓，機智靈巧中，把穩持重了些，貞固果敢間，拄笏看山了些。弘一法師出家前的筆體與出家后的解構，南枝北枝、南阮北阮，其中的關涉牽累卻是同條共貫、一脈相承，明眼人一看便知。齊白石師從胡沁園前后，畫風之蛻不在畫藝之提升，正在于詩文之長進。喬先生此次畫風之變，當然不能單純歸結為詩文之長進，現代人的知識結構與古人畢竟有別。雖如此，詩文長進，畫藝長進，以及等等的長進，其愜意卻是同樣的順心稱愿。求仁總能得仁，求仁的探索卻是異常的慘淡困砢、屯蹇役役，一張不成功的畫幅，能讓他慘厲幾日，涼如三秋，岑寂無言，然而一事之求，十年無局，二十年終會有正果，這便是從量到質的變程。

       變法后的畫作，依然冠蓋相望，繁花似錦，但內質卻廓落靜謐、蕭瑟凄緊了些許。花鳥畫表現是喬先生的書面語言，每天伏身案頭，那是他在寫日記，陰晴圓缺、雨雪風霜，便是一枝一葉總關情的顏面。

      

 

       花鳥畫是大自然對我們的人文關懷，使你我不至于將季節更疊的目光僅停留在女士們的裝飾替換上。牡丹可以不分季節地綻放，葫蘆里可能裝著也可能不裝著，所有的季節，其實都是心在消磨，所有的襟懷，其實都可在某一日空空落落，方寸為清。這讓人想起了王維的詩：“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世間早已無王孫，歸隱的心緒卻從未間斷，更早的楚辭中已有“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的句子。畫幅中的那一筆表現，雖不是歸隱的久留地，卻終是念念不忘、拳拳服膺的境域。

       喬亞丁先生是位隱者，隱于市的隱者，在他位于二十六層的畫室里，品著他甫自印度游歷回的紅茶，我們的談話很投機。冬日的斜陽從這扇窗踱到那扇窗，竟不到一杯茶的功夫。堆滿書卷的畫室里，案頭的色筆還沒來得及涮洗，這讓人想到了二百多年前的鄭板橋知范縣時，衙門前長滿苔蘚的那條甬道，與他亂石鋪街的書法，異曲同工，以及無訟的升堂鼓，也一任夕陽撫弄。這是一種別樣的寧靜，畫外的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