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義烏或者其他地方，那些挑著貨郎擔子走鄉串戶的游商們早已企業化網絡化，成為坐商；但在毛筆之都江西文港鎮，游商們仍然在支撐著一個很有前途卻又做不大的行業。
文/本刊記者 劉鶴翔
除了景德鎮的瓷器，江西還有一種世界聞名的傳統物產，那就是自東漢末年即開始制作的毛筆，生產地也在一個鎮子上——江西文港鎮。
“華夏筆都”文港以傳統游商方式做毛筆生意，盡管艱苦，但創業成本低，適合內地農民創業。然而，毛筆與其他的中國傳統的工藝品一樣，就其材料特性而言，都以“山川自然之物”為主導，一方面氣候、自然環境的變化在改變其性能；另一方面，工業化潮流也會沖擊其生產方式，文港鎮正面臨著繼承與創新的兩難處境。
從浙江湖州善璉鎮到江西文港鎮，中國毛筆制作中心的地域漂移，是沿海和內地產業更替的縮影。如今善璉鎮做湖筆的人已經不超過2000，而文港卻有著從業規模超過2萬人的游商大軍。
對商人來說，游商從來不過是創業初階。文港人會是最后的游商嗎？
“筆都”游商
自1991年開始到深圳推銷毛筆，王建平一直在南方各城市輾轉，北京是他的第7站，現在一年能做過百萬的生意。每年暑期他會回家做筆，他家的作坊是文港鎮2000多個毛筆作坊之一。
從北京中國文聯的樓里出來，在大門口的傳達室向那個有點倨傲的門房道完謝，王建平和記者一起坐上了去四季青的公交車。他41歲，來自文港鎮，在北京推銷他的 “吳云輝筆莊”毛筆已經快兩年了。
文聯是王建平推銷毛筆的重點單位。那里有中國書法家協會、美術家協會等機構，那些協會的主席、副主席們在各自的行當里很有影響力，對他的毛筆生意來說，那些人是來自專業界的“意見領袖”。
這跟他把毛筆送給北京各大美院和藝術系的知名書畫家——尤其是書法家“試用”是一個道理。如果這些人對筆的質量表示滿意，通常會向學生們推薦。這樣一來，當王建平把筆攤擺到教室門口，生意就不會差。“讓最專業的人試筆，生意才做得開。”他說。
自1991年開始到深圳推銷毛筆，王建平一直在南方各城市輾轉，北京是他的第7站。王建平在中央美院、清華美院、人民大學等院校以及琉璃廠、潘家園、地壇公園擺過攤。相比之下，高校里的客戶更為集中。
在四季青的一間窄小的出租房里，堆著成箱的毛筆。王建平逐一給記者講解它們的用料及特性。筆性的判斷是很專業的事情，它首先取決于筆頭上使用的材料。“盡管毛筆很多人在用，但不懂筆的人很多，包括書畫家也不懂。”在他看來，那些初學書畫的人，起碼應該知道，狼毫并不是指大灰狼的毛，而是黃鼠狼的尾毛；羊毫也不是蒙古草原上的綿羊毛，而是江浙一帶的山羊毛。在毛筆的產品系列中，占比重最大的是兼毫——將狼尾和羊毛按一定比例混合，再輔以豬鬃、尼龍絲等襯毛制作而成。光看筆桿，毛筆可謂五彩斑斕，有竹木、牛骨的，也有有機玻璃、陶瓷、景泰藍的，其中以福建產的紅湘妃最為名貴。
王建平拿出幾支筆桿上只有七個淚斑的毛筆對記者說：“這叫‘七仙女’，要賣到兩千多元一支。”訂筆者也讓人意想不到，是歌手謝霆鋒。王建平的客戶五花八門，從書畫名家到歌手、演員、地產商都有，可謂形形色色。
工業化潮流也會沖擊其生產方式，文港鎮正面臨著繼承與創新的兩難處境。
就絕對利潤率而言，毛筆的利潤是很可觀的，從江西發出500元的毛筆，在北京賣到1500元甚至2000元是正常的。但毛筆并非暴利行業，這是一樁很難有規模效益的生意。“毛筆生意做不大。在文港，一年能賣到300萬的筆莊沒有幾家。”王建平說。
個中原因，首先在于毛筆是純手工制作的，工序繁復，從選毛、齊毛、脫脂開始，制作工序細算起來有100多道，單人產量不高。王建平17歲開始在筆廠當學徒，到現在，每年暑期還會回家做筆，在岳父、妻子的協助下，每周能做筆頭大約500多個。“做筆的人心要靜，情緒的起伏都會影響毛筆的質量。”
在如今的文港鎮，真正愿意學毛筆手藝的年輕小伙子不多，那些手藝好的筆師，大都是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一代。
做不起規模的另一個原因是，手藝門檻很高，但投資門檻卻很低。很多文港游商都聲稱他的毛筆工藝是出自祖傳，事實上并非如此。在如今的文港，制筆的專業分工已經很明確，一部分人專做筆頭，另一部分人專做筆桿。一些腦子活絡的年輕人，往往是東家買筆頭，西家買筆桿，然后在桿上刻上自己的筆莊名字，就往全國各地賣去了。“這是一個捷徑，但這樣的毛筆，質量往往很不穩定，也就不能真正做出一個筆莊品牌。”王建平說。
王建平一年能做過百萬的生意。他家的作坊，是文港鎮2000多個毛筆作坊之一，在從業規模超過2萬人的毛筆游商大軍中，他已經算是成功者。
“筆都”漂移
在毛筆游商大軍中，早已難見浙江人的身影，他們也很難把人力資源吸引到一個經濟產出不那么高的傳統手工行業，產業漂移為新的“華夏筆都”文港鎮的青年們實現了創業商機。
長江流域的冬天很陰冷，制筆頭是“水作”(做筆桿叫“干作”)，要赤手下水，很多文港筆師入冬后都不做筆了。當然也有些人很勤奮，在文港鎮南灣村一幢坐落在稻田中的磚瓦樓房里，徐文輝、徐文虎兄弟正在冷水槽里梳理一個個黑糊糊的大筆頭。就他們所知，徐家的毛筆手藝在祖父那一代就有了。
除了賣毛筆，這兩個85后的年輕人，還憧憬著另一件事。他們計劃，等過了年，就去北京做書畫生意。“文港有很多人做這個發了財，”徐氏兄弟對記者說，“現在毛筆已經不能換畫了，你知道那些畫家還喜歡什么嗎？”對于尚在構想中的藝術品生意，徐氏兄弟并打算用現金啟動，他們的創業種子是毛筆和家里那幾件“祖傳”的瓷器。
徐云輝說他曾在琉璃廠賣過毛筆，那些買筆的書畫家留給他的印象是，不愛講價，總是沖著貴的買。依此推想，跟那些“大方”的藝術家們打交道，生意大有前途。
不知道徐氏兄弟對如今忙于掙錢的書畫家的精明程度，是否作出了合適的估計。但追求比毛筆更大的經濟利益，也曾經是另一個“華夏筆都”湖州善璉鎮里年輕人的創業心思。
在文港毛筆崛起之前，毛筆是湖筆的天下。湖筆的生產中心在浙江湖州善璉鎮，但如今，湖筆和那里的紡織、鑄造等行業相比，已經很邊緣化了。和現在的文港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制約湖筆發展的一大因素是人力投入，隨著現代工業的興起，傳統手工作坊式生產的湖筆，因工藝復雜，工作辛苦，收入低微，地位不高，青年人不愿入行，對湖筆缺乏熱情，紛紛另謀生路，使整個行業青黃不接。現在善璉鎮40歲以下的湖筆專業技工不到10人。
的確，在富庶的浙江地區，要想把當地人力資源吸引到一個經濟產出不那么高的傳統手工行業，已經很困難了。王建平對記者說，他早就遇不到像他一樣在全國各地跑毛筆生意的浙江人了。在人力因素上，這卻成了文港的比較優勢。
不需要多少啟動資金，不需要在外開店，利用農閑時間就可以完成備貨，從生意的角度講，毛筆是一個特別適合文港農村青年創業的行當。
文港鎮大約有7萬人口，從鎮中心區到周邊的村落，幾乎家家戶戶有人在外面賣筆。就產量而言，文港毛筆占到了全國的70%以上，是名副其實的制筆中心。文港鎮的經濟，在南昌進賢縣僅次于醫療器械專業鎮李渡鎮，不能不說是制筆作坊和游商們的一大成就。目前，文港制筆業的年銷售額超過15億，而地方政府的扶持政策也比湖州的湖筆政策更為惠民，文港不向毛筆作坊征稅。
文港人應該感謝毛筆，即使不能像王建平們一樣一年做著過百萬的生意，在家門口當一名筆工也是不錯的職業。“文港鎮的好筆工的收入每月在4000元左右，普通的也有近2000元。”淳安堂的創始人李小平對記者說。
文港毛筆現在的行情是供不應求，“我們的筆沒貨可囤，等發貨的人在排隊，做出來的東西根本不夠銷。”
“救贖”毛筆
文港毛筆論規模雖已可觀，但眾多筆莊和游商散亂無序，缺乏一種能體現專業性和品位的地域規范。在工業化面前，這樣一個“做不大的行業”要良性持續，更多的需要一種文化抱負而非產業雄心。
2011年12月10日，一個有月食的晚上，記者在文港鎮見到了鄒農耕。這是一個在文港制筆業內頗受推崇的人物。除了研制毛筆，他還編撰了《文筆》和《農耕筆莊魚素》兩份定期刊物。另一件驚人的事情是，他在地處鄉野的文港投資1600萬元 籌建了一家毛筆文化博物館。
鄒農耕43歲，文雅素凈，善書法，好古琴。他的話題興趣和其他筆商們迥異，他更愿意談書畫藝術史尤其是書畫用筆史。“明代董其昌用的是兼豪，傅山、王鐸用的是羊毫；清代王文治、查士標用的是兼豪。”在他看來，一個好的筆師應該像一個既懂聽琴又懂彈琴的琴師一樣，既懂制筆，又懂書法， “現在大部分的筆師不懂書法，這是個大問題。”
鄒農耕對古代毛筆做了大量的實物考察，在尚未開門的毛筆文化博物館里，將展示他收藏的自元代以來的毛筆。在他看來，文港毛筆還要走一個恢復傳統工藝的階段。在歷史上，文港毛筆和浙江產的湖筆、安徽產的徽筆相比，在地位上是有差距的。“湖筆主要士大夫階層在用，徽筆主要是下層文人在用；江西毛筆則主要滿足城鄉的非士人階層的需要，比如賬房先生。”到現在，盡管徽筆早已沒落，湖筆大幅度萎縮，文港毛筆的地位在迅速上升，但他認為，當代的文港人與古代筆師的制筆水平相比，尚有相當距離。
在文港大道后面一家高門大屋、古風猶存的鄉間餐館里，鄒農耕給記者引見了“淳安堂”筆莊的創始人李小平和筆師兼畫家李秋明。對于文港毛筆的現代工藝，這兩人自有一番見解。
在李小平和李秋明看來，當代毛筆原材料的退化是一個突出的問題。“羊毛是最早退化的原材料。”李小平說。傳統上，羊毫的選料是產于江浙一帶太湖流域的山羊毛為上品。但近二三十年來，由于氣候變暖，以及山羊的產業化圈養，羊毛的質量急劇下降。另一種用來做筆的材料豬鬃，也是同樣的原因在品質出現了明顯退化。
不需要多少啟動資金，不需要在外開店，利用農閑時間就完成備貨，從生意角度講，毛筆是特別適合文港青年創業的行當。
為了彌補原材料的退化，大約二十年前，文港毛筆引進了尼龍纖維。“尼龍的彈性很好，它的使用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原材料退化，而且，尼龍的長度不像狼毫那樣受限制，它對文港毛筆的性能促進很大。”李小平說。但另一方面，人造毛盡管推動了文港毛筆在全國的普及，在專業人士中接受度卻并不高，因為，尼龍有一個顯著的缺點，那就是蓄墨能力很差。
李小平承認，就客觀條件而言，原材料的退化已經是不可逆轉的了。如果要達到古代好毛筆的性能，當代筆師必須因時制宜做一些工藝上的調整和探索，這對文港人來說，尚是未竟之業。
這兩年，有兩個消息聽起來對筆商們有利：一是中國書法申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成功，二是教育部下文要求中小學恢復書法課。然而，從另一角度看，這兩個好消息折射出了某種危機。關于中國書法的身份問題也許有點兒專業：作為一門最具中國特色的藝術，它本應該獲得和西方藝術門類平等對話的地位，但“非遺”所彰顯的，僅僅是其傳統資源價值而非能回應當下生活的藝術，這其實意味著書法要走向當代世界仍然任重道遠。至于教育部的書法課程安排，對尚待恢復的制筆傳統而言，也是一個挑戰。
書法普及對制筆工藝的影響在于，對規模利潤的追求會使文港筆莊更加忽視本來就不夠成熟的工藝水平，“全國有中小學生2.67億，這意味著一個龐大的需求。這會促使一些人將精力投入規模化生產中，而有了規模利潤，好的筆師就會流向那些只生產低檔次毛筆的筆莊。江西筆莊在工藝上的創造力會趨于薄弱。”從工業的角度看，作坊和筆莊是很脆弱的。
迄今為止，產量的攀升并沒有使江西毛筆真正超越湖筆的歷史輝煌。歷代相傳的上百位知名筆師中，湖筆占了60%以上，湖筆地位的累積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江西毛筆歷史上未曾以“贛筆”之名于湖筆、徽筆比肩。現在，文港毛筆論規模雖已可觀，但眾多筆莊和游商散亂無序，缺乏一種能體現專業性和品位的地域規范。鄒農耕將文港毛筆稱之為“文筆”，尚是一種傳播不甚廣的定位。
第二天，在出入文港鎮的公路邊，記者看到，一個承接福建企業產業轉移的“海西工業園”將要完工。文港經濟大大落后于沿海，但顯而易見，大規模的工業化已經逼近。因此，文港毛筆的繁榮未必是一勞永逸的。鄒農耕、李秋明和李小平，都不同意毛筆是一種普通的工業品，而應該是包含了人工之美及文化價值的工藝品。在工業化面前，這樣一個“做不大的行業”要良性持續，更多的需要一種文化抱負而非產業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