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  者：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三晉大地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這對您的書法成長有影響嗎？

       趙國柱：您說的沒錯。山西的確是人文薈萃、詩史芳華。史載3000余年來，這里積淀了華夏民族最為悠久、燦爛的文化傳統。山西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也是全國的文物大省和文化大省。境內有大量的古寺廟、壁畫、石窟等，五岳之首的恒山、佛教名山五臺山以及平遙古城和云崗石窟均在山西境內。目前，全國保存完好的宋、金以前的地面古建筑70%以上在山西境內，國家級重點保護文物有119處之多。歷史上，史家、哲學家、學問家、文章家、詩家、書家、小說家，在這一方土地上燦若群星，交相輝映，耀人眼目。荀況、司馬光、司空圖、柳宗元、白居易、王維、王勃、王昌齡、元好問、傅山、羅貫中……哪一個不是大家巨擘、如雷貫耳？我出生在這塊土地上，可說是“天厚我矣”，深感榮幸。文化的濡染并至性情的養成，自然也就會影響到自己的書風。如被稱為“有明書法第一人”的王鐸，他的先祖即是太原府（洪洞）人，其書藝對后世山西書家的影響很大。他的“書不宗晉，終入野道”的觀點，一直被我奉為書法步入正途的圭臬，而予身體力行；再如明清之際的傅山先生，是太原陽曲人，離我更近。他一生以氣格鳴世。他“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的書論，可說是他做人精神與為書態度的宣言。太原汾河東畔的碑林公園里，傅山先生的書法碑刻很多，盤桓其中，領略其書法藝術，體悟其思想精神，的確是一種精神享受。山西厚樸泥土滋養下的先賢之風，慷慨悲歌，傲岸拔世，其斯文一脈感染于我、啟迪于我，多年來耳濡目染，心摹手追，心馳神往，令我從中不斷穎悟書法的真諦。

       記  者：趙主席，清代朱履貞在他的《書學捷要》中對書法提出“六要”，即氣質、天資、得法、臨帖、功力、識鑒。您在學習探究和創作中是怎樣理解的？

      趙國柱：書法是心靈活動的軌跡，是一種精神境界訴諸腕下的文化藝術行為。形而上是書法的本體，可視的書法形態只是精神本體的載體，本體的優化，即是載體的優化，結果體現在方法和過程之中。方法和過程有六要。清代的朱履貞在他的《書學捷要》中對書法提出“六要”，即氣質、天資、得法、臨帖、功力、識鑒。這是一個書家通向書法藝術高峰的六道卡子，一卡不過，高峰難及。

      氣質，人秉天地之氣，雖有高低貴賤之分，但也可以用后天的修養來補給，這就是用文史哲社會學方面的知識來增強氣質，使雅、使高、使清。

       天資，是先天的對書法藝術的感悟力和親近力，即對書法藝術的精神傾向力。對于天資，我的理解是，愛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樂而耽之，即執著的意志力。對書法我天生摯愛，數十年磨硯啖墨，樂此不疲。

      得法，指的是對書法用筆的技法的掌握和運用，關鍵是腕下的表現均要在法度之上。得法，事半功倍，不得法則事倍功半。

      臨帖，進步和發展永遠在堅實的基礎上，這個基礎就是讀帖、臨帖，與先賢對話。一個人可以沒有時間和機會去接受耳提面命的教誨，但決不可以不時常和先賢對話，也就是終其一生臨摹先賢的名帖名碑，在名帖名碑學習中否定自我，重塑自我，形成自我。永遠在否定之否定中進步，這是一個哲學問題。我的臨帖從漢魏開始，有的帖臨的多，有的帖讀得多，讀帖多于臨帖，重點在得精神。

       功力，實踐永遠是認識真理的唯一手段。由于我長期從事政務，工作比較繁忙因而不能堅持日日臨帖，很是慚愧。但忙中偷閑，焚膏繼晷，連續伏案幾個小時亦為常有。
識鑒，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一個知道不知道好壞的問題，識貨不識貨的問題。一個好碑帖，你是否能認識到它的美，能不能攫住它的精神精華，這里有一個審美高度，美學高度問題，及個性選擇。歷代碑帖浩如煙海，在有限的時間內提綱挈領的把握書法生命的真諦，這個很重要，有一個得法，有一個合理選擇的問題。

       書法“六要”是相輔相成的。氣質可培養；天資可開發；得法可思致；功夫可見縫插針，持之以恒；臨帖可重塑；識鑒可提高。這六要均可后天獲得。

      記  者：您曾出任過一些展賽的評委，您覺得展廳文化或者展賽體制對書法的發展有何利弊？

       趙國柱：書法欣賞或書法傳播的展廳樣式，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開放性、集合性、公益性適應了現代人文化消費的大場景要求。個體的手手相傳和一寓一室的書法交流，是物質簡單下社會慢生活的反映，現代社會的集群性、快節奏，需要展廳書法提供一種新樣式的文化享受。但，展廳書法畢竟是以字大、幅面大而為基本特怔的，如果書寫者為大而大，重形式而輕內容，不考慮書寫“內容”而一味強調書法的“表現力”，那么就很難達到內容與形式之間的和諧與統一，也就是大而無當了。因此，展廳書法提供給我們的思考是：并非字大、幅面大就是書法的境界大；也并非字小、幅面小就是書法的氣象小。所以，當今書展中一些流于表層、用力過猛、偽于面目、飾于矯情和花里胡哨的現象或作品，從根本上有悖于書法藝術的真實內涵，對書法的發展弊大而利小。我個人認為，展廳書法之大，要在創作者個人的可控范圍內，半瓶不可作一瓶之晃，要有高識見、深學養、大懷抱、真性情，使得“大”有內容，“大”有格調，“大”有意趣，“大”有神韻。要真正領悟到，書法不單單是出自手腕下的“行為藝術”，更多的應是神鶩八極的心靈之唱。此誠如古人言：“書，心畫也。”

      記  者：書法走到現代，有許多新的觀點和不同的聲音以及“前衛”的表達。如打破傳統筆意的對漢字的解構，如現代美術思潮對書法的裝飾性影響等等，姑以書法的“現代性”而論，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趙國柱：書法的現代性是一個很大的論題，涉及許多方面，迄今似無正解。應該說，書法并不能游離于社會生活之外，否則，它就成為束之高閣的“古董”了。書法隨著時代進步，發展與變化是必然的。停滯不前，它也就“死”去了，這是書法“現代性”的題中之義。

       但，書法藝術的獨特性在于它為中華民族所獨有，亦是農業文明下的產物。在這里，要說一點書畫同源問題。中國繪畫（水墨）狀物摹情，寫意大于造型，以神韻、意境奪人；中國書法造型于漢字，也是在形上脫略成法，翩若驚鴻，矯若游龍，讓墨色筆意恣肆抒情。故明人有“以畫法作書，以書法作畫”之說。繪畫、書寫二者交融，互為啟示，互為借鑒，互為影響，在數千年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滋養與支撐下，以器盛道，神大于形；而“現代性”是以工業文明為平臺的，以“器”的不斷進步為特征，其對于意識形態的影響，不能不是形大于神了。這些年，我們看到一些所謂“現代書法”的嘗試，似乎僅僅是借“書”之名，追求形變，或為純技術層面上的“裸奔”。因此，有人把此嘗試稱為“書象“、“書趣”、“書樂”，但不歸為書法。因為“法”是一種規定與遵從。

       然而，畢竟是現代社會，視界開闊，個性自由，文化的多元性不能拒斥。借“書”的外在形式，即筆墨工具、書寫過程、線條之舞，來澆自家塊壘，也要以開放的態度，容許表現、嘗試與探索，至于失敗和成功那是另外一回事。就如同中央樂團演奏《交響京劇沙家浜》一樣，不乏京劇味道，又有現代意趣；又比如書家王冬齡先生在女性人體上書寫草書作品，力求讓觀眾同時欣賞書法藝術與人體藝術，但也是見仁見智。書法外在形式的“現代性”表現，包括上述，也包括諸如群眾性地書健身樂趣的開展和廣場性書法表演的張揚，還包括諸如報紙印刷體中書法品種的增加、商品包裝中書法字體的植入，等等。從一定意義上講，農業文明成就了書法的藝術表現，那么，工業文明則放大了書法的社會功用。

       我個人認為，書法是有著特定文化內涵的舞臺，書法的本體之變，包括所謂的“漢字解構”、“美術裝飾”等，并非一定要刻意為之。即使變，萬變當不離其宗。“現代性”只能是它的技術外殼，而非它的思想內蘊。走得太遠，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如果我們對書法的“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態”持基本認同的態度，那么，書法本體的“現代性”之變的啟示，或許就在這里。因為上述時代（朝代）的書法都在變中，每次“變”都打上了一個時代深深的烙印：晉代社會道學思想、清談風尚的影響，唐代社會盛世情結、法度嚴整的導入，宋代社會文人居先、自由精神的體現，元明社會異族交融、文化碰撞的折射，都使特定時代下的人文精神注入了書法本體的表現之中。變不離本，形超神越，書法仍然體現出的是在墨色、點畫、線條、章法、氣韻的集合之下所生成的形態與意像之美，所逸出的哲理與詩性之美。

       因此，關于書法，我很喜歡借老子之言表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書法為其一道，是傳統的承繼，是人文的弘揚，是心性的流露，是自然的鳴唱。在一個飛躍發展、張揚個性的時代，書法在不斷進步著的物質文明的映照下，亭亭有姿，卓然而立，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變是風格的時代洋溢，不變的是民族的精神充盈。在變與不變中前行，書法未有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