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山水畫師承古人而不落于窠臼，敢于突破，敢于創新，在漫長的臨習創作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獨創的江南山水筆法。他將南唐荊浩、關仝之“小斧劈皴”，元代大家王蒙之“解索皴”，米芾父子之“米點皴”以及近代大家傅抱石之“抱石皴”等大家皴法匯集，并取諸家之長，創造出了江南山水新畫法——“雜木皴”，形成了獨具內涵的江南山水畫風。由此，他也就當之無愧地被推崇為新浙派畫家領軍人物。他就是中美協會員、杭州江南畫院院長宋柏松教授。

    記者：大家都知道您是著名國畫家，擅長山水，亦工花鳥、書法等，并曾得中國美術學院老教授朱恒、陸儼少等名家親授。我特別想知道在您學畫過程中，對您影響最大的老師是誰？是他的哪些方面影響了您、以至在您未來的繪畫創作中起到了什么樣的影響和作用？

    宋柏松：提問到我的學畫過程，那得從我孩童時學習書法談起。最初涉及中國傳統的毛筆字（談不上書法），是受家父影響，父親當時在浙醫大搞教材的圖文繪制與抄寫的工作，寫得一手大家公認的好字，包括蠟紙刻字和毛筆字。那時，我還是一個未滿6周歲的學齡前頑童，與其說學寫字，不如講給小孩子關腳。
    或許是我的好奇與喜動，加上書寫方面又有家父的遺傳基因，學習毛筆字技法時能知一返三，初寫出來的字有模有樣，在筆、紙上的貪玩，卻被父親視為聰明好學，所練習作還特意拿給單位的同事們顯擺（當時父親同科室的同事都畢業于美術專業，在浙醫大畫人體解剖圖，刻講義蠟紙等工作）。同事們見之，無不夸我天資過人，建議家父重點培養我學習繪畫與書法。曾記得一位畢業于上海美專的吳姓伯伯，專門從家里尋出《大共和畫報》和《芥子園畫傳》借給家父讓我臨摹，當時借一本臨摹本，然后裝訂成冊，還給人家后，再借，反復借、還，如同抄書，集書的同時，練就了的筆墨功夫和耐心?？粗槐颈咀约河H自臨摹抄寫（當時把上面的文字都照搬入畫）的成套畫傳，很有成就感。從此養成了我借書抄書的習慣。后來長大才明白父親當時借書還書的良苦用心。
    稍長，因宣傳工作需要（當時正入文革初期），又轉學素描，畫偉人頭像，同時涉及水彩、水粉、油畫的學習。我家鄰居浙醫大陳教授有個朱姓義烏同鄉，在浙美教書，文革時無聊，常來陳家做客。一天，路過我家門口，看見墻上掛著的素描偉人像，并從我母親口中得知，是我這個毛頭小伙的習作時，朱伯伯（這是我當時的稱呼，那時一般小孩子不打聽大人的名字，一直到文革后我才知道他的真姓實名—朱恒）直夸我天賦高，我一聽高興，拉他進家門，把我平時所寫的毛筆字和臨摹的中國畫習作統統搬出來，請他過目，意在多聽些鼓勵的話，犒勞犒勞。
    數天后，朱老師帶了一本由賀天健著1962年出版《學畫山水過程自述》的書籍送給我看，從此，激發我對山水畫的興趣，至今我還保留著這一份緣分。
    當時，父親給我收集了一些山水畫題材的名家出版物，記得其中傅抱石一幅山水《鏡泊飛泉》，我甚是喜歡，就開始臨摹抱石山水，后又臨習李可染的，就此一發而不可收，宋、元、明、清山水出版物見一張臨一張，放假了，就去周圍的自然山水中寫生，費用（兩個燒餅錢）由父親私下解決。
    1970年，我響應號召去了浙江建設兵團，當時生活大山之中，加上我當時負責美術和文字類的宣傳工作，更有機會面對真山真水的寫生，體會，農村的生活給我日后的創作帶來用之不盡的繪畫素材，我要感謝那歷時8年的艱苦歲月。
    文革后，因工作之需有幸接觸陸儼少先生，并經常得到陸先生教誨與指點。在整個學畫過程中，我選擇性地吸收了李可染先生的渾厚與光感，傅抱石的靈動與朦朧，陸儼少先生動感與氣勢，朱恒先生蒼茫與質樸。要我回答哪位老師對我的影響最大？我的感受是陸儼少先生筆墨技法，使我在創作中得心應手，而朱恒老師的創作理念，激發了我新的創作思路和創作語言，我認為二位老師對我在繪畫創作上的幫助不分伯仲。

    宋柏松：上面談到了朱恒先生的創作理念，激發了我的創作思路與創作語言。因此，我開創的這一新的藝術語言，得從朱恒先生的藝術主張談起。
    朱恒老師在山水畫創作中的樹石畫法上，主張樹石不分家。他曾多次對我講起，他經常靜觀生活中的樹石關系時，并非古人所畫的樹石分家，而是樹石混成一體，從整體看樹中有石，石中有樹，畫時須樹石不分家，融為一體，這才是江南山水的表達方式。為此，我考察，研究了南、北山水之差異所在，北方山水石多樹少，適合樹石分家之畫法，而江南山水植被好，山石間藤木纏繞，一眼望去忽樹忽石，宜以樹石不分家之法繪之，然而要達到這一效果，必須在原有筆墨技法上有一個新的突破。
    為此，我通過多年在筆墨技法與構圖造勢上的探索，研究，逐漸形成我目前作品所體現的那種以樹皴石，以石襯樹，樹石同勾互皴手法。這一筆墨與構圖的創立，用以表達江南那種亦樹亦石植被茂盛山壑，給人的視覺帶來一種斑駁、蒼茫，樹石繁雜的藝術效果。這一畫法的面世，得到了業內眾多專家和評論家的稱贊和肯定，并把我的這一山水畫創作技法歸納為“雜木皴”。

    記者：您的國畫作品題材豐富，尤其是您畫貓、畫猴等國畫小品，無論是在繪畫技法以及意境上得到了很高的評價?？梢哉f是雅俗共賞，請問您為什么偏愛畫這些題材呢？是有什么樣的故事么？是否有新的或者個人化的趣味傾向在藝術作品中產生？

    宋柏松：生活是文化藝術的創作的源泉，只有被自然生活所激發的創作激情，其作品才能動人，文化是提升作者之思想品位和藝術情趣的，只有被文化提升了的創作感受，作品才有文化品位。這是我對待藝術的一貫主張。
    我筆下描寫的那些較為生動小生靈，皆是生活中與所遇之物的情感積累。我與小動物，自幼有緣，記得孩童之時，特別喜歡小動物，尤愛其幼崽。當時，浙醫大因教育科研之需，有專門飼養用于實驗的動物之場所，飼養的動物，除了猛獸，其余基本都有，因此，我那時追著動物幼崽玩。稍長，便吵著要父母給我買小動物飼養，就這樣，家里養過小狗、小貓、小兔，還有，小雞、小鴨、小鵝等，除此，我后來還養過小猴、松鼠、小白鼠之類的，只要喜歡的動物，都會想盡辦法弄來自己飼養，觀察，玩耍。在飼養的過程中，不僅了解了動物的習性和生長過程，還產生了許多有趣的事兒，愉悅在我的記憶之中，每當回憶起當年的情景，就會有指腕之癢，故常常以筆墨代替思念之情。并從早年的細筆絲毛畫法轉為散筆披毛法，再由散筆披毛法演變成現在破墨寫意畫法，此法更具個性之發揮，亦能更大程度地張揚中國畫的筆墨情趣與韻味。

    記者：在21世紀的今天，藝術市場蓬勃發展，在當前這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背景下，我們也見到了形形色色的畫派與繪畫作品，我想請問您，您覺得什么樣的手法更適合表達藝術本質？藝術的形式和內容的關系？

    宋柏松：在當前我國經濟，文化大繁榮的形勢下，藝術作品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喜人景象，畫家們各人以各異的想法和手法，創作出各異的美術大餐。然而，對于畫派的地域特色而言，已被現代化的圖文信息廣泛傳遞，以及現代交通和通訊的便利與快捷，使南、北、東、西各地畫家間的交流更加頻繁，其界線已變的非常模糊。故當今畫派的定論為時還早，須留于后人評說。
    至于用什么手法更適合表達藝術的本質，我認為因人而宜，重在創造。對于藝術的創造，手法為其次，關鍵是創作者的思想意識，對待藝術要有一顆真誠、純凈的敬畏之心，有一種清靜的心態，通過對生活的感受去發現藝術。用自己的藝術思考和創作手法去表現生活中精彩瞬間，用自己的智慧去創造高于生活的藝術作品，展示給世人一種新奇的美感，民族的、與眾不同的美感。這就是我認為藝術本質，形式和內容的關鍵之處。

    記者：您曾有許多關于繪畫的論文和專著發表，您認為當今中國畫的審美觀點帶有怎樣的民族特性？

    宋柏松：中國畫和西洋畫存在的最大差異，就是文化上的差異。中國民族文化審美特性就是講究作品的文化內涵，在追求視覺感受同時，尋求的是詩情畫意，帶給人們一種心靈深處的享受。而西方繪畫在藝術層面上的表現，是色彩與形式對視覺的沖擊力。這是其一。
    其二，西畫除了展示給人們一種視覺效果（繪畫的結果），剩余還是結果（效果）。但是，中國畫不同的是，除了繪畫結果（效果），還有繪畫時的過程，讓人可讀可品。這個繪畫的過程就是筆墨的運作速度與力度，在紙上產生的機理效果。這些產生的機理效果，我們稱其謂筆墨韻味，因此中國畫的品賞過程也稱之謂“讀畫”。它不僅給世人帶來視覺的美感，還給人一種心靈上的想象空間。
    其三，西畫家，只要能畫出自己風格和動人的作品，就能稱得上一個優秀的西畫家。但是，作為一個優秀的中國畫家在畫面上除了體現作者的風格（筆墨與形式的創造），在創作出動人的作品之外，還必須有較高文學修養，要有漂亮的文句和精彩的書法展現在其作品的款識之中，作為藝術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支撐著作品的整體文化內涵與藝術含量。這幾點上的講究是任何畫種不可比試的，亦是凸顯東方文化審美思想中特有的民族性。